今年6月初，我们去牛津大学开中国模式研讨会，BBC还在播1989年那场风波，所以我演讲完了，人家就问那场风波你怎么看，还是用所谓的民主与专制的话语来质疑我们。我说我来跟你讲，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当时中国有两种政治力量，一种是一批学生所代表的，他们心中的英雄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当时也正好来北京访问，学生打出的口号是“今天的苏联，明天的中国”，英雄凯旋般地欢迎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当时的观点是政治改革压到一切。中国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在当时的知识界，这个口号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另外一种力量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政治力量，他认为苏联这样做是愚蠢的，一定要把改善民生放在第一位，其他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都一定要服务于这个目的，照搬西方模式，搞政治改革压倒一切是愚蠢的。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这两种政治力量没有办法妥协，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悲剧，但重要的是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认同邓小平的观点，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只要保持稳定，经济上奉行比较开明的政策，至少70%的中国人会感到高兴，中国人勤劳，只要有政治稳定和比较开明的经济政策，人民和国家都会富裕起来，这叫雪中送炭，然后再一步一步锦上添花，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我这样解释，英国人或多或少听懂了。中国今天取得如此巨大的奇迹，都是以政治稳定为前提条件的。
会见中又谈到了香港，邓小平就说希望能活到1997年7月1日看到香港回归。穆加贝说你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的。邓小平说，那得看看马克思批准不批准，邓后来还加了一句话：“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邓小平的坦率和幽默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再讲一下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给领导人做翻译有一个好处，有时候领导人见完外国客人后会随意地发表一些评论。我当时已经离开外交部了，苏联解体以后我问过外交部的老同事，我说邓小平有没有私下评论过戈尔巴乔夫。他说邓还真说过：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实际上很蠢。这个评论真是十分到位。1996年戈尔巴乔夫居然有勇气去参加俄罗斯竞选，得票率不足1%。1990年我去过苏联，戈尔巴乔夫正在推动大规模的政治改革，但是莫斯科商店里空空如也，95%的柜台是空的，剩下商品中95%的商品是要排队购买的，而且排长队。
我去年去了云南红河自治州一个贫困县下面一个乡的小卖部，它的商品都比1990年代莫斯科红场最大的百货商店要丰富。俄罗斯的朋友当时跟我说了一个笑话，说戈尔巴乔夫干得太差了，有一个人说，我要把他给干掉，他就带着枪去克里姆林宫，但很快就回来了，人家说你完成任务了？他说没有，他说克里姆林宫前排着长队，人手一把枪。我后来把这个故事写入了《中国触动》一书。世界上最大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雄心勃勃地推动所谓的政治改革压倒一切，但苏联经济已经崩溃。现在很多回忆录已经出来了，苏联当时经济崩溃到什么程度？最后戈尔巴乔夫不得不给老布什写信，求借两百万美金，因为公务员和军队的工资都发不出了，老布什说不行，你还要继续改革，结果国家就崩溃了。
这张照片是我第二次为邓小平做翻译，邓小平见了穆加贝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又会见了加纳元首罗林斯。
这张照片是我第二次为邓小平做翻译，邓小平见了穆加贝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又会见了加纳元首罗林斯。这张照片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我自己没有这张照片。这是我今年到北京开会，抽空去参观国家博物馆，原来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三楼有外国领导人赠给中国领导人的礼品展览，突然看到有加纳国家元首送给邓小平的礼品，上面有这张照片，我就用手机拍了下来，不管怎么样，也算是留下了一个纪念。罗林斯是真心诚意的要向中国学习。那次也很有意思，我估计45岁以上的人可能记得，1985年9月18日，当时中国共产党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党的代表大会之间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党史上非常少见，可见它的意义特殊。那次会议主要是实现了新老交替，中央政治局下了十位老人，叶剑英等都退了下来，胡启立、李鹏、田纪云、乔石、吴学谦、姚依林等六个新人上去了。现在看来，中国领导人的有序接班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对中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那天非常高兴，他直接从大会会场走到了福建厅，到了福建厅之后对外交部领导问了三个问题，他说你们送来的材料我都看了，我问三个问题，第一，加纳的政局稳不稳；第二，老百姓的生活这些年有没有改善；第三，加纳和西方的关系处理怎么样？我觉得邓小平一下子抓住了重点。我也走过很多非洲国家，政局普遍不稳，包括加纳总统罗林斯本人也是通过三次政变上台的，老百姓的生活大部分没有多少改善，现在又有埃博拉病毒，我们特别谦虚，说我们还有很多的贫困人口，有一亿人贫困线以下，我去看过贵州、云南的穷地方。以我自己的判断，我们许多穷人到非洲国家，甚至到印度，怎么都是中产阶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历过土地改革，我们农民有地有房子，即使一天收入一美金两美金不到的农户，吃饭也是三菜一汤，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远远到不了这个水平。这不是用西方的、联合国的标准，而是用我自己的横向比较的标准，也是实事求是的标准。中国人要推动以实事求是为准绳的标准创新，否则难以进行客观的横向比较，甚至还会被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
非洲国家和西方的关系处理不好，往往是两个极端，要么极端依赖西方，要么极端反西方。我们今年6月去牛津大学讨论中国模式，有人问非洲国家是否可以采用中国模式，我说这确实很难。因为中国模式的前提是新中国是通过22年的武装斗争打出来的，而且1949年以后，新中国又和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交过手，我们为自己的民族独立所付出的代价和展示的决心，是全世界少有的。一般的非洲国家不要说和美国抗衡，一个小国家比利时施加压力，它可能都受不了，甚至BBC发一条新闻，这个国家可能就要乱了，他们的情况和我们国家是不一样的，所以无法照搬中国模式，也没有必要照搬。但非洲国家在政策上可以适当调整，对西方适度开放，对全世界适度开放，但一定要守住底线，趋利避害，这是中国的经验，他们可以参考。
那次邓小平见罗林斯，一上来就问他抽不抽烟，罗林斯说不抽，但您可以抽。邓说，那我就抽了，他还指着自己手里的熊猫牌香烟，说这个香烟是“他们专门用来对付我的，尼古丁含量比较低”。然后就从党的代表会议谈起，说发展中国家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人才短缺。中国解决的办法是靠培养，另外还要利用好现有的人才，人才培养要有规划，要有梯队。当时邓小平的心情特别好，因为改革开放起步顺利，农村责任制的推广，整个特区的建设都比较顺利，所以邓小平对罗林斯说“看来我们已经开始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罗林斯接下来要去厦门特区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邓小平说你可以去看一看，有一些成绩，但不要照搬中国的模式，要走自己的路。
会见结束后罗林斯就直接去机场赴厦门了，当时习近平是厦门市副市长，我们当时也见到了他。我接触过十几个非洲国家领导人，罗林斯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他真心想学习别人的东西，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请。他一路感叹，说加纳人缺少理性，中国人非常理性。西方国家给我们一个模式，我们必须照搬，但你们的邓小平说，你们要走自己的路，不要照搬中国模式，只有一个伟大文明的代表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次访问给罗林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晚上都睡不着觉，一个人坐在钓鱼台18号楼的大客厅里沉思，外交部礼宾司的人着急了，让我去劝他休息，他说他还在思考中国的经验，睡不着觉。那是1985年，中国取得的成绩就已经让他非常震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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