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的事情要特事特办，马上就办。”
——时任南京军区某师政治部主任的颜黎明至今仍然记得习近平那句掷地有声的话。
1990年5月17日，原先驻扎连江县的南京军区某师师部奉命迁入福州市郊五凤山脚下的军营。当天晚上，刚刚上任九天的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连夜冒雨走进了部队临时搭建的野战帐篷。
“你们刚搬到这里，困难肯定不少。有多少难处，竹筒倒豆子，全都倒出来。然后我们再逐个帮你们捡起来，一粒不会少。”习近平微笑着说。
初到此地，部队面临着许多现实困难。部队领导连提了三个请求：能不能修一条战备路，能不能解决三百多名随军家属落户和一百多名随军子女入学的问题？
面对这三个在当时并不那么容易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没有丝毫犹豫，当即表态“要特事特办，马上就办”。那份担当和气魄给部队的指战员们吃下了定心丸。
不久以后，一条2.5公里的战备公路通车，从规划到竣工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全师符合条件的随军家属，全部落户福州；跟随父母辗转多地的孩子们进入了福州的小学、中学读书。在此之前，这支入闽15年的部队，子弟里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而此后25年，不少孩子如愿以偿考入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
从五凤山下的军营里开始，“马上就办”这四个字逐渐进入福州人的视野。这位年轻的市委书记，以一种雷厉风行的实干精神拉开了主政榕城六年的序幕。
也就是从那时起，“马上就办”以其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狠抓落实的责任感、勤政为民的使命感，不仅在八闽大地悄然成风，更以其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的指导意义，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张宏伟的蓝图正在神州大地徐徐展开。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我们应以怎样一种精神状态面对艰巨的任务，迎接历史的考验？重温往事，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力量。
雷厉风行紧抓快办
“马上就办”，是提倡一种精神，对工作闻风而动，雷厉风行，有紧迫感、责任感，有工作热情、工作效率。
1990年春天，时任福州市委组织部部长王文贵从宁德接来了一位新书记——习近平。
“他来的第二天就下去调研了。”随后的几天时间里，王文贵陪同这位新任市委书记马不停蹄赶往永泰、闽清、闽侯三县调研。
“那种高效的工作节奏让人印象深刻，当时我就感到，福州要有大变化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文贵感慨地说。
在接任福州市委书记之前，习近平在宁德地区已经担任了近两年的地委书记。从推行“四下基层”作风，到强调“弱鸟先飞”意识，提倡“滴水穿石”精神，习近平以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宁德在摆脱贫困的征程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离开闽东山区，主政省会城市，摆在习近平面前的是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
“习近平同志来福州工作时，刚好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前夕，那时体制机制还存在许多僵化的地方。比如要盖一座楼，从批地到拆迁，最多要盖近两百个公章，几乎每个环节都要收费。”时任福州市市长、与习近平搭过多年班子的金能筹这样回忆。
作为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的福州，综合实力、竞争力与同类城市相比差距不小：没有高速公路、没有大型港口，即便是全省也仅有两条铁路沟通内外……
不仅如此，在福州的一些干部中，精神不振、作风懒散的问题也比较突出。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同志回忆，当时一些机关工作人员办事，首先想到的是怎么跟自己的利益挂钩，挂上了就快点办，挂不上就拖着不办，“吃、拿、卡、要”，官僚主义的现象多有存在。
如何迅速改变干部的作风，找到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习近平在思考。
“我们要办的事很多，要为改革开放提供一个良好的软环境，这就需要提倡一种满负荷的精神，反对拖拉扯皮和人浮于事，提高办事效率，做到今日事今日毕。”
1991年1月14日，《福州晚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我们也需要一本“市民办事指南”》，反映了群众对提高机关服务水平的呼声。对于这篇并不显眼的文章，习近平却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当即指示市委政研室立即着手准备编写，并第一时间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向群众反馈，前后只用了50个小时。
通过这样一件小事，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信号。
1991年2月20日，在福州市委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第一次向全市干部明确提出，“要大力提倡‘马上就办’的工作精神，讲求工作时效，提高办事效率，使少讲空话、狠抓落实在全市进一步形成风气、形成习惯、形成规矩。”
市委工作会议后三天，在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的现场办公会上，习近平提出，“要抓住那些急需解决而又有能力解决的事进行研究，并且本着‘马上就办’的精神，组织实施。”
1991年2月28日，一份反映福州动物园现实困难的建议报告再次摆在了习近平的案头。
半年前，习近平曾对该园存在的经费缺乏，办公楼、动物圈舍亟待修缮，饲养人员待遇较低等问题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予以研究解决。
“这件事距市领导批示竟已过了半年，而依然故我，毫无改变。连一个回音也没有。这与‘马上就办’的精神相去何远，也不知这样的拖延该由谁来负责。俱往矣，从今天开始一周内办结……”
习近平这段措辞严厉的批示给时任福州市委秘书长林文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说之前还有些人认为，‘马上就办’就是新书记提出的一句口号，那么从这件事起，干部们就都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狠抓落实，转变作风了。”
正是在这个批示中，习近平进一步要求：“把从前石沉大海的批办件清理一下，应锲而不舍地要查办结果。”
一面反复强调，一面狠抓落实。围绕“马上就办”这四个字，一系列重效率、务实干的政策措施不断推出：
——作出关于1991年继续为城乡人民兴办实事的决定，在全市明确提出20件百姓关心亟待解决的实事抓紧快办；
——倡导、推行市领导到各县区、各部门，针对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现场办公、尽快解决；
——倡导、推行福州市、县领导联合接待群众日活动，两级领导一起听取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
……
从点滴做起，重落实；从效率抓起，拼速度。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马上就办”成为福州的一句流行语。讲效率、抓落实，成为福州各级干部的行动指南。
“‘马上就办’的提出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是问题导向下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执政理念。”时任福州市委政研室副主任李闽榕说。
翻阅二十多年前福州市委的档案资料，习近平在1991年11月25日《关于任职以来工作情况的汇报》中写道：
“一年半来，我在工作中始终处于超负荷状态，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为做好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
“我深感福州作为中心城市、省会城市，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必须加快运转速度，特别是克服一些具体工作部门中存在的办事效率低、工作不落实的状况。今年初，我从省委‘抓落实、见成效’的口号中得到启发，向全市提出了‘马上就办’、狠抓落实的要求，并身体力行。现在，廉政勤政、狠抓落实的精神，在全市已开始形成风气。”
“马上就办”是针对拖拉扯皮、明日复明日，针对敷衍了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针对不负责任、官僚主义而提出的。
它的提出犹如一剂猛药，令干部群众的精神为之一振，给福州这座东南重镇注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
在之后的五年时间里，“马上就办”的内容不断丰富——
1991年底，习近平提出，“马上就办”的关键，就是要抓好督查工作，要“回头看”。只有督促检查，才能真抓实干，否则就是“稻草人”。
1992年，习近平提出，“‘马上就办’加上‘真抓实干’，我们就能切实转变作风，把工作落到实处，开创新局面。”
1995年，习近平提出，“事情定了就办、办就办好，绝不允许拖拖拉拉、半途而废。”
“马上就办、真抓实干”，这八个大字不仅被写在了市委礼堂的外墙上，更写进了福州人的心里。
也就是在这五年时间里，福州以年均超过20%的经济增长率快速前进，1990年、1993年、1994年、1995年，全市GDP相继超过100亿元、200亿元、300亿元、400亿元，迅速跻身于全国大中城市前列，成为东南地区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二十多年过去了，再次提起“马上就办”，人们更加深切地领略到它背后蕴含的巨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马上就办”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具有的对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强烈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始终具有的与时俱进、永立时代潮头的紧迫感和时代感，始终具有的求真务实、高度认真的科学态度和鲜明实践品格，事关端正党风，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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