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海波在上海东方大讲坛作了关于“救国会七君子”抗日救亡运动的讲座。“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不能忘了那些为国为民振臂呐喊的文化人！”在王海波的深情讲述中，那段80年前激荡人心的往事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大众生活》刊载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光明日报记者方莉摄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日军侵略得寸进尺，越逼越紧，东北被占，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而蒋介石仍然热衷内战，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一二·九”运动像一声响彻神州大地的春雷，革命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这声春雷，向全国人民宣布：民族矛盾已经激化，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立即停止内战！”等口号，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和强烈的政治要求，一股不可遏制的抗日救亡怒潮已经到来。
老百姓看不下去了，有良心的中国人等不下去了！
“一二·九”运动发生的第三天，上海文化界站出来了。
马相伯，被人们尊称为“相老”，当时已是95岁高龄。沈钧儒，上海律师协会常务执行委员、理事，在法学界声誉卓然。
国难当头，以特有的政治敏感和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正义感，马相伯、沈钧儒这两位年高德劭的先生出面，振臂一呼：
“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够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
呼吁得到积极响应。经中共地下党员串联、推动，陶行知、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郑振铎、史良等283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八项主张，指斥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爱国运动的压制。
同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告成立，并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推选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艾思奇等35人为执行委员。
“在当前严重的危机下，全国大众已超过了忍耐的限度，目下全国学生的爱国救亡的高潮，明显的是全国大众一致奋起救亡图存的先导”，“可惜，我们的政府未见及此，爱国运动在被军警摧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
较之第一次《宣言》，《第二次宣言》的内容更充实、步骤更明确，给国民政府的压力也更大。《第二次宣言》进一步提出“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八项政治主张；并分别向教师、新闻工作者、作家提出要求，明确提出“反对文化统制，反对文化界汉奸！”“全国文化界联合组成救亡的统一阵线，领导民族解放运动”。
“文化人总是在民族危亡之时，担负起引领社会风气、唤醒国民的重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苏智良说，文化界同仁当时面向全国公开提出“组成救亡的统一阵线”，“真的很了不起”，表达了社会各界的共同心声，唤醒了民众的爱国意识。
今年以来，以淞沪抗战史为重要内容，上海依托专家课题组开展了“上海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大课题调研。课题组近日发布研究成果指出：“以文化界救国宣言的发表与文化界救国会的成立为标志，上海文化界把抗日救亡运动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完成了革命文化历史角色的转型与替代。”
滥觞于上海的“救国会”，以“狂飙突起”的速度蔓延至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紧接着，妇女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新闻界救国会、学生界救国会、工人救国会等等，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团结起来、抗日救亡，成为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识。
在上海图书馆，记者找到了刊载有两份宣言的《大众生活》杂志。慷慨激昂的宣言后面，是满满36列沉甸甸的发起者名单。这份名单里，包括进步的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国民党爱国左派人士等。
掩卷沉思，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在民族危亡之时挺身而出，为唤醒民众而呐喊，为救亡图存而战斗？
7月15日，上海福寿园“救国会七君子纪念群像”前，纪念“七君子”发起救亡运动80周年活动在这里举行。沈钧儒的家属沈铱充满深情地说，现在大家纪念他们，说明“七君子”依然活在人们心中。
或许，此次纪念活动的主题——“用生命点燃爱国烈焰”，就是上述问题最好的答案。
(光明日报记者颜维琦方莉曹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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