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平街是当时上海的新闻中心，而上海又是当时国统区新闻事业的中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瑚是一位“老上海”，他告诉记者，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已是超过35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为中国第一大、世界第六大城市，“抗战一开始，上海立刻成为抗日新闻宣传的中心”。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的战火熊熊燃烧，山河呜咽悲鸣，报人们坐不住了！同仇敌忾、抗日救亡成为新闻界的共识。《大公报》《申报》等报纸大大加强了抗战报道，一大批以抗日宣传为主旨的新报刊亦在上海悄然兴办。
据统计，至淞沪会战结束，上海出版的救亡报刊达53种。这其中，抗日立场最坚定、影响力最大的报纸莫过于《救亡日报》。
“它名义上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报纸。”提起《救亡日报》，黄瑚直叹不易，他向我们讲起这份报纸的艰难办报历程。
面对严峻的抗战形势，中国共产党经与国民党协商，决定双方共同派出人员联合办一份抗日报纸。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报》创刊，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郭沫若任社长，共产党员夏衍、国民党员樊仲云同时担任总编辑。
资金匮乏，同志们都“自带干粮”办报：既没有工资，也没有稿费，来回路费还得自己掏。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正是共产党员团结上海文化界爱国进步人士，把这份报纸坚持了下去。
一组不为人知的数据，回答了《救亡日报》何以成为“上海文化界人士宣传抗日的喉舌”：专业记者仅有3人，编委会成员30人，皆是当时响当当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巴金、王芸生、茅盾、柯灵、胡愈之、邹韬奋、郑振铎等等。夏衍主持笔政期间，每天1篇社论，累计450余篇。这些文章题材广泛，见解独到，自成一体，颇受读者欢迎。报纸日发行量1000份以上，最高时3500多份，影响及于西南、华南各省与海外。
“《救亡日报》不仅为上海苦战的将士们提供了精神食粮，还通过战地服务团的形式给前线提供了实际援助。”黄瑚说，《救亡日报》坚持办报与组织救亡运动相结合，干了很多实事，同抗日群众关系密切。
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当年的《救亡日报》，这是一份4开4版的报纸，既无广告，又无猎奇新闻，内容以战事报道为主，还有特写、评论、战地采访和文艺作品，不见任何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和外国通讯社的消息，报沿处写有“举国一致，抗战到底”等抗日宣传语。
纸张已然泛黄，些许页面稍有破损，一页页翻开，纸声清脆。这薄薄的新闻纸，刊登着一篇篇掷地有声的文字，传递着报人坚决抗日的决心——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为孤岛，报纸立即被转移到一位同志的家里，在七八平方米的“灶披间”里坚持办报10天，宣传持久抗战，强调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11月22日，《救亡日报》出版了“沪版终刊号”，发表了郭沫若撰写的终刊词《我们失去的只是奴隶的镣铐》和夏衍撰写的社论《告别上海读者》，向上海人民预告，“上海光复之日，即本报与上海同胞再见之时”。
这就是《救亡日报》，它是那一代报人“文章报国”、为团结抗战“鼓”与“呼”的精神写照。正如《新闻老战士与抗战》一书序言所言：“我们党在抗日前线办的报纸，是烽火岁月中的一面战斗旗帜，是‘黎明前黑暗’里的一盏闪亮的明灯！”经历刻骨铭心的悲壮，光明最终照耀中国，70多年过去，新闻人“文章报国”的精神在坚守在传承。
(光明日报记者方莉颜维琦曹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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