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90年代在国外留学时就开始关注居住问题的陈映芳告诉记者，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城市而言，像王南这样的迁移、流动人群都是最重要的居住贫困群体。这些年来，她每一次到国外参加学术研讨会，都会被带着参观各地的贫民区、公租房和面向无家可归者的救助机构。无论是在大阪、东京、首尔，还是巴黎、里昂，她都见到了成熟的住房保障和住房救济系统。
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爆发，日本出现了许多因无法支付房租或偿还房贷而流浪街头的年轻人。后来正是在政府和一些民间救助机构的帮助下，许多人才得到安置并开始重归社会。
“我们之前一直觉得居住贫困群体是有一定边界的，”陈映芳说，“但那次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即使有房产的人，居住生活其实也非常脆弱。金融危机与失业、失业与失房、失房与流落街头，几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在一起。”
金融危机结束后，陈映芳开始了这项关于居住的研究。在她看来，中国的城市目前面临的情况是，“住房产权化的商品逻辑主宰了居住生活的逻辑”。
根据最近一次公布的《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中国2005年的住宅私有率就已经达到81.2%。2012年，有新闻报道指出中国住房拥有率近90%。可与此同时，“在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生活着数万到数百万不等的居住贫困者”。
为了缓解住房短缺性的居住贫困，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各种限购令抑制房价上涨、建立以购买住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结果，这些“促进房地产总量与购房量的措施进一步排斥着居住贫困者”。
“在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住房及土地成了政府参与经营的大宗商品。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人的生活有关的政府责任、以及相关的公共事业，都大大地滞后了。”陈映芳说，“‘人’本应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但被中国种种宏大的发展目标忽略、遮蔽太久了。”
求职公寓内景
我们的城市就像一个城堡，救助体系也像一个城堡，要靠户口、经济手段才能进来
这项关于住处的研究开始时，陈映芳还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为了找到城市里各种各样安置外来人口的床，包括卫伟在内，陈映芳的许多学生几乎跑遍了上海的犄角旮旯，甚至地下空间。
人防工程改造的地下旅馆，“越往里走越觉得寒气逼人”，可是每天60元到160元不等的价格，还是让这里房客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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