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这个看不见的大手调控的，并不只有外来者。研究过程中，卫伟也曾近距离观察过老旧小区的动迁改造，结果发现每一次拆迁，都把一群老上海人逐渐排斥出市中心。到现在，她仍记得在拆迁的现场有个居民向她抱怨：“我们是穷人，穷人为什么不能住在市中心，即使不能住在市中心，也不要让我住在这么远的地方。”
如今，从小在上海长大的卫伟看着身边一栋栋高楼掩盖了低矮的老弄堂，上海人习惯的狭窄居住格局在崭新的楼房里再也找不到，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
“从租住者的角度看，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上海的旧城区日益士绅化，老房子越来越少，让有钱人住在城市中心是一种趋势，而能够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劣质住房不断减少。”卫伟感慨，“其实城中村、地下室虽然很乱，但是也有积极的意义，它能为刚到上海的人提供一个落脚的地方。”
住宅和居住环境这一基础如果崩溃的话，由它所支撑的上部也会崩溃
其实，这项关于居住的研究启动时只有4.5万元的经费，几乎难以为继。后来，是因为包括卫伟在内的许多人对这些故事“越看越觉得感动”，才支撑他们另觅经费，把研究继续做下去。
这本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内都不能算作正儿八经“研究成果”的访谈录中，卫伟和其他调研者一起写了一篇长长的导言，其中引用了日本学者早川和男对于住宅的一段论述：“在人生的浪潮中所架起的桥梁，其基础部分应该是住宅和居住环境，这一基础如果崩溃的话，由它所支撑的上部，比如社会保障等也不可能安定，甚至国家和民生也会崩溃。”
有些时候，当这些参与田野调查的学生来到城市不太热闹的角落，确实能找到一些看起来逼仄、甚至摇摇欲坠的房屋。
在虹口区提篮桥街道，硕士毕业生章晶晶偶然看到一个由毛竹和塑料布搭起来的棚子，里面居住着一名返沪知青和他的爱人。
在“文革”中，这名知青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房子也被没收，后来形势好转，他家才从政府手中拿回了一套13.5平方米的房子，里面住着他和其他兄妹6人。当老知青80年代回到上海，房子的户主已经变成了他的妹妹。他想要给儿女和外省的妻子办理户口，妹妹提出了要5万元才肯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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