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烈士的倾诉
——读王德三《狱中遗书》
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少军
聆听：烈士的倾诉
一、缘起
我读《检察日报》，较为关注的栏目是“贪官忏悔录”。像我这样生活在校园里的群体，通过这个窗口，可以了解社会的另一面。但是，这类文字读多了，有一个印象，这些人的忏悔不够诚实，表演痕迹明显，忏悔带有极大的功利性，想达到的目的是宽大处理，逃避法律的严惩。
忏悔这种活动起源于基督教，信徒把自己的言行与教义教规进行对照，把自己的过失在上帝(神)面前诉说，求得神的指引，让灵魂受到洗礼，重归正途，获得新生。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汀于397年写出《忏悔录》一书，“忏悔录”作为一种文体流行西方，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忏悔录》把这一文体发扬光大，影响东西方。忏悔作为一种矫正自己言行的自觉精神活动，广泛存在古今中外，我国古代儒家提倡并践行的“三省吾身”，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自觉的精神活动，不同的是这里不需要神。这种自觉的精神(伦理)活动是人的自我净化过程，它具有超越功利、法律的特点，是重塑灵魂的活动。从这个角度看，时下流行的“贪官忏悔录”，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对忏悔的不敬。但是，毕竟开始忏悔了，这是迈向回归的第一步。
读“贪官忏悔录”，让我时时想起青少年时代流行的另一种文字，诸如：《革命烈士诗抄》《革命烈士书信》《革命烈士遗书》等，林觉民的“与妻书”，夏明翰的“就义诗”，叶挺的“囚诗”等等。烈士们在艰难困苦中、在生死抉择面前表现的精神风貌，拓展了人类精神境界，展现了人的高贵品格，体现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境界和品格的核心是坚守人的尊严、守住自己的志节、不拿灵魂作交易，不用信念做买卖，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可以抛弃身外之物的钱财，可以抛弃魂外之物的肉体。这就是真正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也是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追求的“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取义成仁”的人生信条。王德三烈士《狱中遗书》就是这样的作品，表现的就是这种精神品格。现与大家分享如下。
二、烈士踪影
王德三，原名王懋廷，乳名正麟，1898年7月出生于云南祥云县王家庄。1920年底到北京报考大学， 1921年春考入北大理科预科甲班。在哥哥王复生(北大法语专业学生，共产党员)影响下，参加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担任法文组翻译，组长为王复生。1922年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夏受党派遣到陕北，以咸林中学、绥德第四师范教员身份开展工作，1924年经李大钊批准，他和北大校友李子洲为中共北京区委特约通讯员，负责陕北建党建团工作，王德三曾任中共陕北特支书记、中共陕北地区党团混合地委书记。1925年秋完成陕北建党建团任务后，他回北京大学复学，就读哲学系。读书期间，历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北京团地委委员、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1926年受党委派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政治部宣传科长，第四期政治教官。1927年受党派遣回云南工作，先后任中共云南特支书记、临委书记、第一任省委书记。1928年代表云南地方组织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12月31日在云南昆明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2岁。半个世纪后，罗章龙回忆说：消息传至上海，全党恸悼。牺牲前夕，王德三给亲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
“父亲:
当儿昨夜想到写信给父亲和儿媳的时候，禁不住流下泪来了。儿自受难到昨天，都是很解脱很达观的。你的儿子是世上最刚强、最有志气的人，他只知道人类、只知道社会，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习气。不独你的儿子自己相信，人们都把他看待成一个有志节有能为的人物。但是，父亲，人们只知道儿是个钢铁一般的硬汉，他们那里晓得儿是一个最富感情、最柔肠的小孩子！
父亲：儿的思想信仰，完全与父亲不同，但是儿愿曲意解释，来宽慰父亲。其实任何道理都是相对的，都具有时间和环境的条件。父亲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形成了父亲的思想和信仰。儿虽曲意解释，均出于至性至情。只是用婉曲的话，把意思写给父亲。”
这是1930年11月22日，在昆明五华山狱中，此时此地，王德三正在以乳名正麟给父亲写信。此时的他，因叛徒出卖，作为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已被捕三天；此时的他，已经10余年未与父亲相见(其间，听到在东北的哥哥王复生牺牲消息，曾想回家冒死与父亲见面，后证实哥哥平安，打消此念头)；此时的他，爱妻已被捕入狱，此时的他，已下定牺牲的决心。此时此景，他有千言万语要向亲人倾诉，而父亲成了他倾诉忠实听众。在不到三百字的开头里，三次呼唤父亲，向父亲诉说自己成长历程和自己的思想信仰，为后人留下了六千余言的《狱中遗书》。
三、成长的声音
信中，王德三从自己的家世回忆起，总结一家三代从事教育的经验，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他写道：“我们的家庭，是所谓书香寒士的人家。祖父一生没有做过一件错事。他不是一个什么伟大的人物，而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完人!” “我家从来不讲势力。但是祖父、父亲、伯叔们的德望，可以移风化俗。祖父的学生遍布下川三甸。”在这样的环境里，王德三开始了自己的启蒙教育，在祖父和父亲的教育下，他九岁能背《四书》，十一岁到大理上学，1919年4月转学到昆明成德中学插班，对于早年的这段教育，他说：我在高小二年级以前，是读经复古的旧学气派，秦汉以下的书不读。中学二年以前，唐、宋以后的文章不读，中学三年级才读明清诸家归、曾、姚的文章，到省后才看《新青年》。可是我自幼却爱学数学，学校考试，数学总是一百分，到北京后，专心想学数学物理。后来自己“被社会潮流卷进革命来”。他向父亲说到：“我详细写出幼年生活，在于叙明我生活方向发展的基点。人的生活和思想，并不是孤立地自由发展起来，而是社会环境所规定着。”得出“儿的幼年以至现在的思想的发展，代表着所处时代的发展。儿在性格上得到母亲很深刻影响，幼年时代得父亲优良的培养，而壮年始被社会潮流所卷入。”
读到这里，让人再次想到，作者是在狱中给父亲写信，信必须经过自己的对手审查。我们对他说的“曲意解释”自己的思想信仰有了更深的体会。也许因为他们是父子，心有灵犀，一点即通，父亲一读此信，就能看到儿子的心。80年后的今天，我们吹去历史的烟尘和迷雾，一个活生生的共产党员，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跃然纸上。王德三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他所处社会环境是一个新与旧相互碰撞的环境。他出生于清朝末年，少年时期，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政权，由于革命的不彻底，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国家陷入军阀统治，战争不断。步入青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爆发俄国十月革命，它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把他从“四书五经”的旧学中解放出来。怀着追求自然科学真理的美好愿望北上求学，已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他，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选择了共产主义思想信仰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走上革命道路并勇往直前。对此，他“婉曲”地向父亲解释道：“我们家里从来都穷，但穷不会穷死人，以后也不必积钱，只要教育子女，让他们去充分发展个性，不要过于爱惜他。像父亲对儿辈这样，就是培养人才最好的方法。把他送到社会上去，让他在艰难困苦中，在各层的社会中去增加阅历，求得知识，培养勇敢冒险的精神。艰难困苦不会磨折死人。孟夫子说得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以动心忍性，增其所不能。’这是很好的教育原理。不过应该要处处提高他的自动自觉的精神。儿辈弟兄三人，就是在父亲这种教育精神中培养出来的。”在此，我们看到一家三代从事教育事业，形成自己教育理论——教育的目的是让人的个性充分发展，处处提高受教育者的自动自觉的精神，这不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另一种说法吗。对于教育本身，王德三不仅继承祖父父亲的优良传统，在此基础上，通过自己从事中学教育、师范教育、黄埔军校教育和党内干部教育，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并检验了这一真理。对于后代，他多么想用这一理论教育他们，可惜，他只能发出这样感叹：“儿也常常想使他们受些教育，可是亡命在外，怎能做到？”。今天这一教育理论对于改进盛行的应试教育的弊端有着积极意义，多少孩子的个性被这种教育束缚死了，这样的教育怎能培养出担负民族复兴重任的人才啊！王德三对大学的精神也着精辟见解，尤其是对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精神。他在《怎样纪念北大二十七周年》一文中提出：“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并不在于第一院的洋楼高大，在于她能站到社会前面引导社会在政治上、思想上与黑暗势力奋斗，走入新的历史时期”(载1925年12月17日出版《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在大学精神萎靡的今天，我们多么需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啊！
四、把身子献给人类
“儿现时只有拿定主张，把身子献给人类了！”“儿所做的事情，是反对官府的，这是主义上的事情，私人没有什么仇气。”信写到这里，把自己的“主义”告诉父亲，自己所做的是人类解放的事业。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关于“问题和主义”的大争论中，先进的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才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要共产党干什么呢，要党员干什么呢，党章回答了这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入党誓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在这个意义上讲，主义之争，不是个人私利之争，主义是方向，是道路，是一面旗帜。王德三同志入党后，朝着这个方向，沿着这条道路，在这面旗帜指引下。他走向工厂，到长辛店，教工人学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在陕北，他编写新教材，给学生讲革命道理，到农村组织农民抗租抗税；在北京，他领导经济斗争委员会，为工人争取经济利益；在黄埔军校，他讲授《帝国主义论》，提高学员反对帝国主义思想觉悟；回到云南，他深入个旧矿山，沿滇越铁路深入村寨，与兄弟民族交朋友，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
值得称颂的是他努力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学会彝族语和苗族语)，用朗朗上口的语言写出《夷经》，宣传群众，他写道：
众苗亲，众夷亲，
仔细听，从头一二记在心。
工农兵，不分夷汉一条心。
一条心，仇敌朋友要分清。
革命原要大家做，过桥过河自己过。
党上领路跟着走，想望成功要争斗。
第一明白吃亏处，自己怎样受挖苦。
大家联合大家干，只有团结是力量。
中国统一又太平，中国主子工农兵。
夷汉扯平天下平，天下太平人心平。
此书在民族地区深受欢迎，使被侮辱被压迫的人看到了希望，有群众把此书保存到解放后作为文物献出。他写出的《夷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杰作。
王德三在任中共云南临委书记期间，省临委设置少数民族问题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史上第一个研究和领导少数民族的机构，他在亲自调查研究基础上，主持制定了《少数民族问题大纲》，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王德三同志是我党最早探索和研究少数民族问题领导人。他做民族工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做好民族和民族地区工作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他用自己的言行忠实履行自己入党誓言，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解放而奋斗，把自己贡献给各族人民！
被捕入狱，革命工作中断，自己面临生死抉择。他在信中安慰父亲说：“儿生三十二岁，身体处处健康，只是脱了三个牙齿，儿自信不(没)有做了什么对不起父亲、对不起人类的事情。儿非病死短命，是被人压迫去成仁就义。从表面看来，父亲活生生的儿子，儿媳最亲爱的丈夫，纪儿最伟大的父亲，被人夺去，是最可悲恸的事情。可是父亲是最达观的人，古言说：‘人各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儿已处此境地，如果要偷生苟活，那就要做出些无廉耻的事情，那时你儿子又有什么脸在人世上？”“儿被捕后已经没有再做革命的希望，儿也决不变节反对革命、破坏革命，如果政府许可我单做学问上的事情，我也不固执小节，一定要死。可是我也并不强求要活。”
读到这里，让人联想到，1944年9月8日毛泽东为纪念张思德而写的《为人民服务》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不同，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重。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空间相隔万水千山，时间相距14年，两位共产党人对死亡意义的理解如此相同，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实际上，这是共产党人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理解，对人的终极关怀的答案。以此安身立命，才能平和对待生，才能安然对待死，也就不会贪生怕死，也不会求死避生，对待生死做到泰然处之，如毛泽东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德三写道：“父亲！这说不完的话要从此收束了！我最后还是要解脱一切，像那和尚一样的安定。”
读《贪官忏悔录》，从贪官的经历和犯罪事实看，他们贪财、贪权、贪色。事实上，名、利、色是客观存在，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无法回避，贪与不贪，党纪国法已经划出界线，越线就是贪。贪官的毒害在于从内部腐蚀党和国家机体，结果只能如此：要么贪官灭了党、灭了国家；要么党和国家灭了贪官。这个矛盾不可调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共产党里出贪官、存在腐败现象，这是正常的。因为共产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且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他带领人民为争取美好生活而奋斗，奋斗过程就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矛盾和斗争过程。在这样的大势下，有的机会主义者、野心家自然会到党内寻出路，混进党内窃取权力，实现个人野心。而有的党员经不住考验，逐渐腐化变节。对此，只能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一是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贪官是有信仰的，他信仰的是权和钱，他也会为此献身，人为财死啊。但这与党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背道而驰。二是依法依规坚决清洗贪官和消除腐败现象。这样才能保持共产党的机体有旺盛生命力，才能真正带领人民前进，人民也才会跟随党前进。一个党理想信念动摇，就会地动山摇，离灭亡就一步之遥。中国共产党经90多年风雨历程而坚强不倒，是因为有一大批像王德三烈士这样具有坚定信念又始终抱着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党员。
五、结语
信中王德三告诉父亲，他向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提出：“望他把这信保存，将来成为历史上有价值的文章，让历史证明儿的眼光”。龙云批准将此信寄祥云县王家庄保存。王德三与国民党当局之争是主义之争，他守住自己的主义，赢得了对手的尊重！1930年12月31日，遵照南京国民党中央行政院批示，在狱中度过51天的王德三英勇就义于昆明。一周后，他的父亲王之溎千里迢迢赶到昆明，这位银须长者安葬了儿子，他为国家培养两位共产党员，一位共青团员，大儿子远在东北黑龙江，二儿子牺牲，三儿子已埋骨西北绥德，经历了中年丧妻，晚年丧子的他在悲愤中病逝于昆明。三年后，他的家人才把灵柩运回老家并将他安葬在其父百岁老人王榛墓旁。
“父亲和儿媳，你们看了这信，可以知道我为什么忍心离开你们！你们应该用更伟大的爱安慰你们自己！”“大家总要用诚实态度去迎接真理，才算一个真正的‘人’。我希望儿媳、纪儿和侄儿们，勇敢地去做一个‘人！’他们的丈夫、父亲和叔父学问很浅，性情偏执，可是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值得他们永久纪念的！”王德三烈士做到了，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让我们永远记住：用诚实的态度迎接真理，做一个真正的人。这是烈士最后的希望！
注：本文所有引文出自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王德三遗文选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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