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腐败一挖一片、一提一串的“塌方式腐败”已不是个别现象，落马老虎背后多有一帮官员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形成“帮派”、“团伙”。透过这些“塌方式腐败”案件，不难理解其背后都围绕着权力纠葛。而权力过于集中，得不到制约和监督，是滋生“塌方式腐败”的根本因素。
11月22日，四川宜宾市纪委通报宜宾市农村能源系统腐败，67人涉案，该市农能办、所辖九个县(区)农能办塌方沦陷。
今年5月，海南省儋州市原市委书记、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原厅长赵中社宣判，引出海南省海洋渔业系统的“塌方式腐败”，先后48名干部因腐败问题被立案调查。
专家分析，造成腐败塌方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某些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注重自己是谁提拔的，是谁的人。而这样的权力纠葛，导致这些官员们互相依附，形成的“权力圈”。当上级领导以权谋私时，便形成了“共腐共贪”、“抱团进退”的局面。一旦党纪国法到来，自然就会出现一大片“塌方”。实质上，“塌方式腐败”现象的背后还是权力寻租的老问题。
“拉帮结派”四川宜宾能源系统现腐败窝案
从四川宜宾市农村能源系统腐败案来看，67人涉案，该市农能办、所辖九个县(区)农能办塌方沦陷。官员形成以“项目”为轴线的利益同盟，培植“亲信”，上下串通利益共享。吴昌勇系原宜宾市农能办工勤人员，宜宾市农能办原主任张滨鸿的专职司机。因其与张滨鸿的特殊关系，各关联公司为了让自己的产品更容易中标，竞相将售后服务、业务推广交给吴昌勇来经营，同时在向张滨鸿表示感谢送钱的时候，也都通过吴昌勇来实现。
据吴昌勇供述：从起步经营到生意越做越好，都是得到了张滨鸿等领导的关照和支持，所以每年都会拿相当部分的利润用来感谢他们。为了感谢相关领导的一路关照，吴昌勇从2003年至2013年共送给张滨鸿人民币58万元，其他相关人员5万元至6万元不等。
四川宜宾能源系统塌方沦陷腐败窝案再度表明了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和毅力，拒腐防线一旦决口，贪欲便如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该案警示我们，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教育，强化他们的纪律规矩意识，迫在眉睫。
治理“塌方式腐败”必须靠制度管人
习近平总书记说：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曾表示，他认为治理腐败塌方，在于三个字：一是“打”，对于“帮派”势力猖獗的地方和部门，要通过加大打击的强度、高压的力度，让其不敢拉帮结派；二是“用”，对于那些清廉的、有操守的、有能力的、不参与拉帮结派的官员，要大胆起用，以形成正面的用人导向；三是“改”，要尽快改革现行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实现“三清”(即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最终实现不能拉帮结派。这三招就是重治标更重治本的做法。
专家认为，在选人用人、监督管理、社会制衡等方面都存在必须改进的环节。治理“塌方式腐败”就必须通过改革限权、科学配权、阳光示权，让权力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只有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公开、公平、公正地运行，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权力失控和权力滥用。从而也能有效清除依附在权力磁场周围的“圈子”“山头”，减少官员腐败的发生。
山西官场选人重组填补干部空缺
去年，山西官场腐败塌方的程度震惊全国，经过一年的时间，因“塌方式腐败”致官员大幅空缺的山西省目前已进入官场重建期。11月8日，山西省委组织部发布了28名拟任厅级、副厅级干部的任职公示，其中包括一名市委书记与一名市长人选。从今年3月1日起，山西密集发布了至少10批干部公示信息，加上此前“空降”的异地官员，山西8个月前“省管干部空缺近300名”的尴尬局面已发生逆转。
山西省长王儒林谈及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时曾说：“山西严重腐败情况不是个案、不是孤立的，都是一坨一坨的，现在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就塌方。”面对严重吏治腐败问题和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山西省委组织部采取有力措施，狠抓“从严治部”，清理整顿组工队伍。
去年此时，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提出“依法确定权力、科学配置权力、制度约束权力、阳光行使权力、合力监督权力，严惩滥用权力”。之后，这一“六权治本”举措在山西全省贯彻实施，力图从源头上把制度的“笼子”织密、编牢、扎紧。
中央反复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长远来看，只有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克服过去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的弊端，从根本上杜绝“帮派”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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