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登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让我国科技界乃至全国人民再次为之骄傲和振奋。其实，自今年10月消息传出，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之后，科技界一直在思考：中国的下一个诺奖在哪里？怎样让中国科技界出现更多的屠呦呦？
屠呦呦获诺奖显示中国科技的繁荣进步
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正如李克强总理在贺信中所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中国科技繁荣进步的体现，是中医药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体现，充分展现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201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前排)出席颁奖典礼。新华社记者 叶平凡 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交流日益加深，越来越多中国科学家的成果被国际学术同行所熟知。”在祝贺屠呦呦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座谈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说，他在出访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时候，从国家元首到当地老百姓，无不对青蒿素这一克疟神药心存感激。
据陈竺介绍，他曾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士路易斯·米勒有过一些交流，当路易斯·米勒在谈起屠呦呦的贡献时，眼睛里闪着泪光。还有很多外国科学家，也是怀着这样的崇敬之情谈起屠呦呦，谈到中国科学家的贡献。
尽管经过几代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我国科技创新不断取得重大突破，许多成果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却唯独与诺贝尔奖无缘。此次屠呦呦获奖，终于实现了这一零的突破，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我国的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陈竺感慨地说：“中国科技界正处在历史发展的最好时代。”
抗疟药研究之路曲折而漫长
许多人并不了解，抗疟之战由来已久，而抗疟疾药物的研究之路也充满曲折。
1978年6月17日，《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青蒿素研制成功的重大报道，并断言“这是我国医药卫生科技人员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发掘祖国医药学宝库所取得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也是继国际上治疗疟疾的药物——氯喹后的一个新的突破”。次日，《光明日报》继续刊发本报记者采写的文章《深入宝库采明珠——记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研制历程》，对青蒿素的研制过程做了全面而生动的解读。文中提到的“一位新中国成立后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实习研究员”，就是屠呦呦，而这距今天屠呦呦获诺奖，竟过去了37年之久。
疟疾不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世界性重大流行性疾病之一，还严重影响军队行动，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有太多例证。资料记载，在越南战争中，美军因疟疾造成的非战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四五倍。为此，美国成立疟疾专门委员会，组织几十个机构参加研究。至1972年，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就已筛选了21.4万种化合物，但仍没能找到理想的新结构类型抗疟药。
20世纪60年代初期，越南人民军也同样遭受疟疾的困扰。越南领导人在访问“同志加兄弟”的中国时，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提出帮助研制新型抗疟药的请求。为此，主席和总理指示有关部门，要把“解决热带地区部队受疟疾侵害问题”作为一项紧急援外、战备任务立项。
记者从中国中医科学院了解到，我国军内从1964年起开展抗疟药研究。1966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毒理药理研究所设计出防疟1号、2号片，使预防时间从7天延长到10天至14天。但鉴于任务的紧迫性和艰巨性，1967年5月23日，国家科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在京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自此拉开了军民合作，共同研究抗疟新药的序幕。项目以开会的日期为代号，称为“523”任务。之后，先后有七省市全面开展了抗疟药物的调研普查和筛选研究。至1969年，已筛选化合物及包括青蒿在内的中草药万余种，但仍然没有取得理想结果。1969年1月21日，全国“523”办公室主任白冰秋、副主任张剑方及田辛一行三人来到当时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邀请相关专家加入抗疟药物研究。中国中医研究院指令中药所成立了科研组，屠呦呦任课题组组长。也正是从那一刻，屠呦呦与青蒿素结下不解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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