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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涌入，让欧洲大感吃不消。危机之下，欧洲内部争议频出，极端政党趁机坐大。另一方面，欧洲中心地带不断出现的恐怖袭击事件，让移民融合问题更显突出。在接受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德国，当局正修法严防少数族裔聚居区的形成。而另一个移民大国法国，则在研究应对长期自然形成的移民聚居问题。《环球时报》驻外记者注意到，在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加强难民或移民法律。一名德国学者称，“这是欧洲国家的大势所趋”。
德国:修法阻止“少数族裔聚居区”
“为什么德国没有唐人街？”许多到德国的国人常常向《环球时报》记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汉堡圣保利区首饰街一带20世纪初有过唐人街，不过，上世纪30年代纳粹政权迫害各国移民，唐人街逐渐消失。二战后，华人社会曾多次提出筹建唐人街的计划，都被德国各地政府“否决”或“冷处理”。
德国柏林社会学者马塞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实际上，德国二战后几乎没有形成过“少数族裔聚居区”。这与德国战后倡导的移民融入政策有关。德国政府认为，移民应该融入德国社会。即使如今德国已经成为“移民国家”，柏林也一直没有改变融入的初衷。
由于坚持“同化主义”，德国一度不认为自己是移民国家，直到2005年通过首部以“移民”命名的移民法。马塞尔说，移民融入政策有多方面的优势：一是杜绝了贫民区的产生，二是有利于社会平衡。移民聚居区往往会与其他社会“隔离”，产生各种矛盾，甚至被恐怖主义分子利用。
尽管如此，随着移民大批涌入，在柏林、杜伊斯堡等城市，也出现类似的移民聚居区，比如柏林威丁区和新科恩区一带。像威丁区的舒嫩瓦德尔街区有移民聚居传统，上世纪70年代盟军士兵暂住这里，之后是法国人，再之后是土耳其工人。如今，1.6万人中，3/5为外国人。
记者了解到，为防止这里成为“贫民区”，柏林市政府给出了许多发展优惠政策，比如对迁入该地区的企业免除一定税收，德国本土居民入户社区可以获得房租减免，强硬限制本地区的学校移民比例，让其他区学校本地学生到这里交流学习等。
难民带来的考验更大。2015年夏季爆发的难民危机使得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涌入欧洲，尤其是德国。庞大的新难民群体给德国带来不小的压力，去年下半年以来已经两次修订难民法。不少条款，就是限制产生移民聚居区。
新难民法规定，在通过审核获得避难权后，才能选择居住地。同时，德国政府正计划不给拒绝参加德语学习课程、拒绝接受相关就业机会的难民长期居留许可。这份草案还将包含对难民居住地选择的限制条款。在获得避难权后，难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迁入大都市。为防止“自由迁移”，新法将规定“两年的居住地限制”条款。
最晚到今年5月，这项新融入法草案将讨论通过。有媒体称，该法就是要惩罚拒绝融入社会的难民，并阻止“少数族裔聚居区的形成”。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对《图片报》表示，在融入问题上，不仅要提供条件，也要对当事人提出要求。
在马塞尔看来，安置难民的规定日趋严厉，归根结底就是为了限制难民数量，让难民早日融入社会，同时减轻德国沉重的难民负担。这也是欧洲国家的大势所趋，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加强难民或移民法律，推出各种措施，防范难民危机变成自己国家的“政治、社会及经济危机”。
法国：舆论思考拿移民聚居区怎么办
在巴黎、比利时恐袭案后，法国舆论热议移民融入问题：类似比利时莫伦贝克那样的市镇在法国也有，该怎么办？法国城市部长日前更是火上浇油：莫伦贝克这样的市镇法国有上百个!此话一出，一片哗然。
为何有如此多受极端势力影响的街区或市镇？法国的城市政策与移民政策有什么缺失？媒体开始敦促当局思考这些问题。“应重新考虑城市布局问题”，《费加罗报》称。
根据法国官方“公共生活”网站的介绍，在1945年到1973年，法国大量引进来自原法属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北非地区伊斯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与黑非洲地区的劳动力。到1974年石油危机开始，这一移民引进政策结束，但这些移民可以让家属来法国。据统计，目前法国6600万人口中，250万是持各类居留证的非欧盟裔移民。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副主任王鲲对《环球时报》说，从历史看，无论是接收难民还是移民，法国都不缺少经验。他提到，当年阿尔及利亚人到法国做劳工，数量很大，主要是经济移民，而经济移民的特点是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单身、男性，相对有组织、有雇主、有工厂。工人跟着雇主走，对他们的安置，政府并没有特别明确规划。
王鲲说，法国的移民聚居问题是逐渐演变而成的。在经济移民引进政策结束后，来法移民转为家庭团聚式。上世纪80年代，法国左派政府大建廉租房，原来分散在工作地的移民陆续入住郊区廉租住宅，形成聚居。“巴黎的十三区被称作华人区，北部被称北非人的街区等，这些只是人们的观点”，王鲲说，法国坚持平等原则，国家统计局也不被允许统计种族和宗教。另外，“穷人和富人住一起”是政府常喊的一个口号，但相关政策往往坚持不了多久。
《焦点》周刊称，法国为移民融入花了大量金钱与人力，现在的问题是外裔移民聚居区形成后的问题。在这些街区生活的不仅仅是新到的移民，还有加入法籍的移民，以及人数众多的移民第二代，而许多恐怖分子事实上是移民第二代。这就让人们意识到，移民聚居的城市政策是否必须调整。
法国移民当局一名官员对《环球时报》表示，在低收入阶层集中的街区，由于失业率高、贫困，加上教育、警力不到位，逐渐形成移民聚居区的“法外”地位。该官员称，事实上法国自上世纪90年代起采用分散移民安置的方式，并借助法律强行将低租金住房插到各富裕街区，但这种做法遭到富裕街区的强烈抵制。虽然法律规定建造新房必须包括15%以上的社会低租金住房，但要有效形成贫富杂居、不同文化背景族裔杂居的格局，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达到的。
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评论说，目前西欧各国面临的其实是同样问题：如何推动非欧洲裔移民融入社会？如何强化法制、推动社区建设？《巴黎人报》称，西方国家确实难以完全解决移民聚居问题，美国这一问题更严重，而欧洲，除一开始非欧洲裔移民相对少的德国外，其他国家均面临这样的考验。法国算是较早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家。
美国：分散安置，有经验也有教训
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的介绍，自1975年以来，美国已经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万难民，安置在美国的50个州。具体来说，国务院与国内9家难民安置机构协同工作，审查美国海外移民中心发送过来的难民资料，确定如何安置难民。这些机构针对难民的需求，提供特定资源;原则上，如果难民在美国有亲属，可以安置在亲属所在地区或就近安置。
去年，奥巴马承诺在2016财年安置1万名叙利亚难民，但目前仅接收约1300人。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进入美国的叙利亚难民，被分散安置在30多个州，其中密歇根州166人、加州127人、宾夕法尼亚州114人;有两个州各只安置1人。
在美国接收难民的历史上，越南难民规模较大。1975年，南越西贡政权崩溃后，美国政府为减少冲击、加快融合，对越南难民“分散安置”。事实上，有此政策也是吸取了教训——之前古巴流亡者涌入迈阿密，导致当地社区不堪重负。美国《交流杂志》称，一名负责移民的工作人员对参议院表示：“我们不想要族裔聚居区。”为此，时任总统福特亲自游说国会议员和内阁成员，最终确立分散安置政策。
在分散安置政策下，越南难民为寻找美国的担保人，不得不拆散自己传统的扩大型家庭，而以直系亲属成员或核心家庭为单位寻求教会、社会组织、美国家庭或个人作为担保人。就这样，越南难民被安置在美国50个州以及美国的海外属地。
分散安置越南难民的政策出台后，遭到很多学者反对。有人认为，应该帮助越南难民建立“族群飞地”，因为这是难民或新移民适应生活重要的第一步。该政策的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由于融入社会遇到困难，越南难民为生存而“二度移民”，离开向他们提供担保的美国家庭的居住地，不断寻找族裔聚居地。最终，越裔集中于加州、得州等几个州。
其实，与法、德等国不同，美国本身就是典型的移民社会，基本上所有人都是移民后代，社会存在“社群主义”，大家有权保留自己的社群。所以，犹太街区、爱尔兰街区、唐人街在美司空见惯，“韩国城”“小东京”和“小西贡”更是族裔聚居地的代名词。美国对少数族裔聚居并不担忧，但不少观察人士认为，移民聚居问题在美国同样严重：贫富阶层分隔居住、外来有色人种聚居的格局愈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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