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其提高出口退税鼓励本国出口和国外消费，还不如用同样数量的财政补贴鼓励国内消费。同样是财政补贴，前一种补贴抵消市场力量、推迟需求层面的国内替代，后一种补贴则通过扩大内需促进替代；前一种补贴大多溢出到海外，后一种补贴基本上留在国内。

　　 这一轮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冲击影响到不同的层面。但是，这一轮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只是今年成为“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的次要原因，只是让这个困难来得提前了一点。中国经济面临这一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迟早要走到尽头，市场力量将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发生转变。

　　 第一，当次债危机开始爆发的时候，对中国政府、银行、企业和居民造成了冲击，使其持有的以外币计价的资产贬值。危机首先影响到次级债券的价格和流动性，使持有这些债券的国内银行受到一定损失。危机很快又导致一个又一个跨国金融机构的股价下跌，使刚刚开始走出国门的中国投资机构接连遭受损失。例如中投公司对百事通的投资、国开行对巴克莱的投资均受到不小损失。

　　 此外，随着美元的持续大幅贬值，境内企业和居民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出现了账面损失。特别是国家巨额外汇储备的账面损失已经接近万亿元。由于美元汇率波动加大，中国企业和居民持有的美元资产的汇率风险增加了。

　　 第二，当美国政府对危机做出反应的时候，中国的宏观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冲击。为了应对危机，美联储一再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由于美元是被广泛接受的国际货币，美联储注入的流动性溢出到世界各地，造成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由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2005年以前是刚性的，在2005年之后也颇具粘性，结果中国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这个冲击反映在外汇储备的增加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显示，从2003年四季度到2007年三季度，发达国家由于汇率机制灵活，官方储备同期只增加了3.5千亿美元，增幅32%。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外汇储备增加了2.654万亿美元，增幅139%；中国外汇储备四年翻两番，从2003年底的4千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底的8千亿美元，之后又加速增长到2007年底的将近1.6万亿美元。

　　 直到2008年中，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没有受到明显影响。有海内外的学者提出假说：中国经济正在与美国经济脱钩(decoupling)，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不会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反而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来源。不仅如此，由于受到世界性流动性过剩和热钱投机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中国经济还有过热的倾向。中国政府于是采取了“双防”的宏观经济政策：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人民银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对冲”过多的流动性。

　　 第三，当次债危机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受到的冲击开始显现出来。在次债危机爆发之始，中国似乎还置身事外。可是中国过去十五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建立在“出口导向”之上的，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世界对“中国制造”的需求增长。然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性的需求增长减速，最终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于是从第四季度初开始，今年真的成为了“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其实，中国经济注定会面临现在遇到的困难，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作用只是把这一天提前到了现在。中国本来就正在靠近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道路的终点，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让这条道路变得更短。过去，政府也确定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但是没有真正实现。现在，市场的力量开始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发生转变。

　　 在供给方面，增长方式的转变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成熟产业要在区域间转移。“雁行发展”模式预言：当沿海地区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到某些产业难以为继的时候，这些产业会转移到低地价和低工资的中西部地区。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间梯度明显。自东向西的转移收益大而成本小，不仅比跨国转移更经济，而且也更低风险。所以，当东部地区经济面临巨大困难、增长率减低到个位数的时候，中西部地区经济普遍繁荣，内蒙古的增长率甚至高达29%。这说明“产业空心化”不会成为全国性问题，不需要用全国性的政策来应对。

　　 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的产业要升级。地价和工资上升的沿海地区在失去低附加值产业的同时，自然需要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来填充。如果这个过程不成功，这些地区的地价和工资就无法继续上升。这是当前一些大中城市出现房价危机的最重要原因。产业升级是当前房价下跌城市稳定房价的根本举措。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提出“腾笼换鸟”口号，顺应并积极推动地区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无法绕过进一步对民间资本和外资开放一些现在还受管制的产业。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如果扩大内需是当前的政策目标，那么发展消费性服务业一定比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更重要。

　　 而在需求方面，从依靠外需向依靠内需转变则需要政府出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完善社会保障、加强产权保护是实现这一转换的关键。

　　 只有在明确了大是大非、确定了大方向，并且确保短期经济政策锚定于、服务于中长期经济目标，才能够保证这些政策真正对国民经济有利。例如，与其提高出口退税鼓励本国出口和国外消费，还不如用同样数量的财政补贴鼓励国内消费。同样是财政补贴，前一种补贴抵消市场力量、推迟需求层面的国内替代，后一种补贴则通过扩大内需促进替代；前一种补贴大多溢出到海外，后一种补贴基本上留在国内。据报道，今年的广交会正好在财政部宣布提高出口退税率之后开幕。会上出口企业普遍向外商让利3-6%。路透社记者感叹道，“在全球经济饱受打击之际，世界人民再次分享了中国财政补贴带来的福利。”(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研究员，东京国际通货研究所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