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项英 图片来源：新华博客
穿白上衣的是项苏云的母亲 图片来源：新华博客
北京百万庄，我们走进项英的女儿项苏云的家。73岁的项苏云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满面笑容的项阿姨说，以后无论在哪儿看到她，得先报上名来。原来，项阿姨一只眼近乎失明，另一只眼视力也只有0.2。
项苏云10岁时与弟弟项学诚就成了孤儿。1948年她留学苏联，回国后先后在纺织部、中国科协工作。到1991年退下来之前，她把一个在机构改革中几乎被取消的科协青少年部不仅保存下来，并且筹集大量经费，带领孩子们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使中国一举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奥赛强国。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她是一朵飘荡的云，从江苏飘到延安，从延安飘到了苏联，又从苏联飘到了北京。现在，带着微弱的视力和对祖国未来的关爱，项苏云仍奔波在祖国各地，向联合国青少年基金会申请基金，用于我国贫困地区失学、辍学青少年技能培训。
“项阿姨什么时候才算真正退休？”我们问。“直到我眼全瞎了，腿也不能动了。”她说。
面对坚强的项阿姨，我们的话题从房间里挂着的许多老照片谈起。项阿姨告诉记者，中央电视台近期播放的《新四军》中，项英并不是主角，项英早就从许多史书、纪念文章和电视片上消失很久了，“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中没有他，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2名代表只提了11个，纪念新四军的文章甚至纪念碑上的铭文中，一个“等”字就把创建新四军的父亲给“等”没了。还有，定每年的8月1日为建军节，也是项英最先发布命令，后经中央批准。不过，家里的这些照片还是纪录了真实的历史。项阿姨向记者谈起了那些尘封了50多年的往事：
母亲的不白之冤
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留在中央苏区的1万多人被敌人包围。突围时，正怀着弟弟的母亲与瞿秋白和中央政府妇女部长周月林同时被俘。
被俘时他们用的都是假名，审问中也没有露什么破绽，但就在母亲和周月林被保释、瞿秋白也快要获得自由时，敌人突然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将他杀害。谁是出卖瞿秋白的凶手？与他一道被俘、一起关押，3年后却被释放的母亲与周月林自然就是重点怀疑的对象。
于是有人凭空想像，写文章说，出了狱的母亲来到父亲身边，还没放下行李，就被父亲责问：“瞿秋白的死是不是你和周月林干的。”看母亲紧张，认为母亲承认了，拔出枪就把母亲打死。这是一段十足的谣言，并且至今仍在报刊、网络上以讹传讹。事实上，见到母亲的父亲听她谈了很久事情的经过，当时曾山也在场，后来母亲还把弟弟送到延安；但就在她返回皖南找父亲时，不幸在乱世中失踪，再也没有她的下落。
周月林解放后也被关了12年，直到1979年，在瞿秋白被害的那年国民党的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投诚”的人供出中国共产党第二任领袖的报道，才发现真正的叛徒是谁。而母亲与周月林都是无辜的。周月林被平反了，妈妈张亮却因为父亲的关系，至今仍含冤九泉，没人给她一个正确的说法。
我与妈妈在一起生活只是刚出生的那两年，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我只能依靠模糊的照片得知她的长相，抚摸着她的手，她的脸，感受一下遥远的母爱。
项英与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中，父亲肯定有指挥失误的地方；但他所谓的贻误战机，没有及时带领新四军转移，却是不折不扣地在执行上级命令。在事变前13天，中央仍给他和叶挺发来“以拖为宜”的电报。而在事变发生的当时，在与父亲等人失去联系，在父亲生死未明的情况下，毛主席起草了“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指示阳奉阴违，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的决定。尽管这个决定最终没获中共七大通过，但它却是此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父亲评价的依据。
面对当时复杂的情况，任何人都很难对自己的决策判断准确，失误有所难免，这无损于中央领导形象。作为新四军领导人之一，父亲“负有责任”，但不应该是“全部责任”。中央可能是为了全局考虑而采用这种方法，但解放后父亲从许多历史纪录中消失，显然有失公允。
还有父亲与叶挺、陈毅之间的关系问题，有些人把他们说得矛盾重重，我想，如果叶挺、陈毅在世，不会坐视把项英写成反面人物而不管不问。
由于叶挺当时已经脱党，没署他名的文件不能让他看，作为政委的父亲主动要求中央来文来电时添加叶挺的名字，以便共同指挥新四军。那时候他们真是同甘共苦，叶挺曾几次萌生离开新四军的念头不可能全是因为与父亲个人的矛盾。
我清楚地记得1956年从苏联回国一次舞会上，陈毅伯伯看到我，抛开舞伴拉着我在舞场上转圈，得意洋洋地逢人就说这是老项的女儿，这是老项的女儿。对我的疼爱溢于言表。就让我回想起还在延安时，一次过年，蔡畅妈妈拉着我和弟弟给他拜年，说我俩都是新四军的子弟，要给压岁钱。陈毅伯伯一边说要得要得，一边掏钱，每人给了一万边区币。后来也是他在七大上讲了皖南事变经过，中央仓促中对项英的那份决定才没被通过，从中足以看出他与父亲所谓的“重重矛盾”根本毫无根据。
1998年，父亲100周年诞辰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吴邦国、迟浩田、曾庆红、张震等领导出席了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代表中央和军委讲话中对父亲的一生作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去年，中央军委批准出版了《项英军事文选》，再次肯定了父亲在党和军队历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中央党史出版社也出版了《项英传》，才让大家了解到一个真实的项英。
“4821”的每年一次聚会
1938年母亲蒙冤失踪，1941年父亲遇难，我和弟弟就成了孤儿，中组部对我们特别照顾，陈云、李富春常接我们去他们家吃饭，蔡畅妈妈待我们更当亲生儿女一样。当时在延安，我们只要往口袋里装一把牙刷一把勺子，走到谁家都有饭吃。
中央机关的警卫员也不拦我们，我随时都能看到毛主席，他对我们每个小孩都叫得出名字。有一次他问我们有什么要求，在老师暗示下，我举手说我们能不能到苏联去学习，都说苏联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席说这个问题很好，苏联确实是世界上第一个取消人剥削人制度的国家，人人平等，但世界上的人都往那儿跑，它能装得下吗？我们应该怎么办？把我们国家建成像苏联一样的国家，是不是不用到苏联也能过上像他们那样的生活？！主席的回答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一字一句到现在都不会忘记。
1948年，中央决定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选择都是革命烈士与中央领导的子女。有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高岗的儿子高毅，张浩的儿子林汉雄、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一共21人。给我们送行时，领导对我们说，现在国家正在打仗，仗不要你们打了，由我们来打，你们去努力学习，回来好好建设新中国。
我们在苏联学的专业都是从建设角度挑选的，叶挺是因为飞机失事遇难，他的两个儿子就下决心制造自己的飞机，去了航空学院，回来后到沈阳航空工厂工作；林汉雄父亲死的时候，说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教儿子长大一定要学电，于是他就学了水电，回国后参与许多水电工程；邹家华学机械，进了沈阳机械厂；李鹏学水电，去了吉林小丰满电站。
文革期间，中央成立“4821专案组”，专门审查1948年留苏的21个“苏修特务”，“4821”名称也就从那时被叫出来。
在苏联学习时，我们每年十一、新年、春节都在一起聚会。延续至今，仍每年相聚，现在看来，实属难得，因为男同学个个都是部长级，女同学弱一点，也都是局级；但无论多么繁忙，只要到约定时间，也要抽空来参加，畅谈一年中的变迁和过去的种种经历。
我的丈夫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林汉雄，外界说他是林彪的侄子，其实他与林彪只是都从林家大湾出来的，按辈分是林彪的侄子而已，叶群到林彪身边后，林汉雄很少再到他们家。有人说林彪是林汉雄的靠山，却不知道林彪是林汉雄的父亲张浩一手带出来革命的。张浩是我党早期领导人，病逝时，毛主席亲自给他抬棺，这在我党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事。
不仅要教孩子参加奥林匹克竞赛，还要教孩子谋生手段
我在苏联学的是纺织，回国后，纺织部要我留部里，我认为要想发挥所学就要到基层，于是就到了北京第二棉纺厂做车间主任。随着工作需要，我先后到纺织部研究所、情报所工作，后来视力下降，1984年又调到中国科协。
本以为到科协是安度晚年的闲职，谁知却是另一项事业的开始。我负责的青少年部在向青少年进行科普教育的同时，组织他们出国参加国际青少年奥林匹克学科竞赛。一开始经费只有几十万元，远远不够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家那么多的孩子，后来，我就利用科协这块牌子和自己的关系，向中央各部委、大公司、有钱单位要，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申请，现在每年能达到近两千万元。孩子们也争气，在物理、化学、数学、生物、电脑各个项目频频夺得好名次，至今已夺得326枚奖牌，团体总分多次位居近百个参赛国之首，使我国成为世界公认的奥林匹克学科竞赛强国。
当然，有人批评我们，说你只抓尖子，广大的普通学生怎么办，他们才是国家的主体。我原先不以为然，可随着20世纪90年代到英国伊屯中学参观后，我改变了观点。那个中学是真正的贵族学校，学生不是王子就是公主，有很多实验室。上实验课时，只见小王子脱下燕尾服，套上工装，拿起锉子就锉。我问他愿意做这些事吗？他惊奇地看着我，说这是他应该做的，没什么愿意不愿意。这给我启发很大：我们青少年缺少的就是动手能力。我们的培养人的理念缺乏平等意识。
于是，我们青少年部开始关注更多的孩子，将挂满宣传画的科普宣传车，开到最远的省份，最偏的集市乡村，进行科教宣传。我一直坚信一句话：谁重视青少年教育，谁就掌握了未来。到全国各地一走，才发觉，我们的事业远远没有做好。那么多贫困家庭，那么多失学儿童，我们不仅要做国际奥林匹克，培养学科尖子，也要教会普通孩子一条谋生的路。这时我才理解陶行知先生说的：教育要到没有人办的地方去办，到需要的地方去办。
现在科协的青少年部正逐步在西部举办失学、辍学少年技能培训班，培养他们养殖、放牧、缝纫等谋生手段。虽然是基本技能的培训，却可能改变他们一生。贵州一些山区人民为了请我们去，连夜修路，几千山民跑了几十里山路来欢迎我们，让我觉得这项工作既神圣又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