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近年来中国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总有些人习惯于从西方经济理论中寻找依据。供给侧结构改革提出后，一些人马上提出，改革的理论基础来自于西方的供给学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指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背景是中国所面临的是经济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的中长期增长和结构调整遇到的瓶颈制约，而西方供给学派的背景是美国经济于20世纪70、80年代突发的“滞胀”。两个政策的产生背景迥然不同。此外，贾康指出，无论是从两个政策的产生背景还是从经济学学理支撑的角度，或是从两个特色与主张有别的宏观政策要领的视角，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西方供给学派都是迥然不同的。以下刊发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苏京春的约稿文章以飨读者。

　　作者: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苏京春

　　在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是相反相成而并存的一对关系。需求管理是总量管理，侧重于在反周期概念下，各个年度短期视野内调节宏观经济运行中银根的松和紧、施行总量的刺激或收缩。供给管理更多地着眼于中长期和全局的发展后劲，考虑不同角度的结构优化，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协调匹配等，而且需要引入制度供给问题，把物质生产力要素与人际生产关系变革打通来寻求优化方案。结合全球经济实践，虽然都有从供给侧着眼的特点，但我们认为，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出现过的冠以“里根经济学”之称的供给学派的主张，与中国现阶段下决心推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内涵有重要的区别，不同之处表现在多个方面。本文主要从三个视角简要分析。

　　视角一:明显不同的宏观经济背景

　　美国供给学派产生的主要宏观经济背景是美国经济于20世纪70、80年代突发的“滞胀”。针对于此，在里根担任美国总统之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已利用需求管理手段来刺激宏观经济，甚至通过把名义利率提高到20%以上来试图压制通胀，但政策结果却是仅对于滞胀中的“胀”发挥了一些作用，而对“滞”的解决却毫无贡献。1981年，里根提出“经济复兴计划”，声明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相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政府干预及赤字压力，并主导了两次重要的减税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分别于1981年和1986年)。在美国处于高通胀、高利率的不利形势下，里根经济政策有效平抑了通胀，并保持赤字大体处于可控制水平。

　　图为河北省化解钢铁过剩产能行动中对张家口市冀钢钢铁有限公司450立方米高炉进行拆除 陈晓东/摄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的主要宏观经济背景与美国20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滞胀”完全不同，中国所面临的是经济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的中长期增长和结构调整遇到的瓶颈制约。过去30多年经历的高速增长堪称“中国奇迹”，但未来10~30年的发展将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减速压力，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难度显著加大。2011年以来的宏观经济下行已引出经济增长“新常态”概念。我们可从两个视角来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从内部因素看，与自身技术水平提升、改革红利、内需扩大、加大投资等有关，然而高速增长作为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普遍增长形态，会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他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而呈现出增长速度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水平逐步收敛的态势，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初期所具备的技术性后发优势、帕累托式的改革红利等，将逐渐消失殆尽。

　　从全球范围看，拉美地区多国都曾经历30年黄金增长期，日本、韩国在赶超的过程中也曾经历先高速增长后逐步放缓的阶段。中国经济正是在2010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在这种意义上的收敛也已经开始。从外部因素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全面开放条件下人口、原材料等要素红利作用下的全球化份额攀升有关。然而，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总体形势复杂严峻，中国以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的需求带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可持续。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需要建构经济增长中转型升级的新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