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告诉我们，过度宽松的、刺激性的货币政策会带来很多消极后果，就像肉便宜会助长人们吃肉，啤酒便宜会助长人们喝酒一样，货币便宜就使人们滥用资本，上一些本不该上的项目，当前我国经济中严重的结构问题，就是长期刺激的、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然，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是十分正确的。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过度追求金融化。借助信用，货币发展成了一个金融产业。合乎规律的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积极的。然而，一旦金融化演化为一种杠杆，就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消极影响：一是与实体经济争资源。货币作为一个交易的媒介，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然而当它演变成独立的金融产业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独特的利益追求，于是就千方百计地衍化自己，让普通老百姓雾里看花。金融产业的高回报，对实体经济无异于釜底抽薪，在抑制实体经济的同时，抑制一国的经济的稳定发展，以致货币在各种金融产业之间自娱自乐进行没有生产意义的空转。二是把一切尽可能地金融化。在当代中国，房地产业已经“变异”，不是一个消费品而是一个投资品；不是一般的投资品，而是类似于金融产品。通常越是经济不景气，房地产市场越是有热度，因为投资领域稀缺。中国房地产充斥着泡沫，防范房地产风险，实际上是防范金融风险。三是过度金融化或虚拟化，会助长一夜暴富的投机心理，使整个社会充满浮躁。

　　高质量经济发展是不断进行的结构调整和创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在讨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时，认为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I（v+m）=II（c），即两大生产部类之间的交换，不仅在价值量上相等，而且在使用价值上应当相适应。如果一方需要机床，你生产的是拖拉机，那就虽然在价值量上相等，但还是不能实现其价值；如果社会已经进入了高端需求，而供给侧依然低端，那就依然不匹配。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结构问题。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以麻布的生产为例，即使每一码麻布都符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要求，假如麻布的总量超过了社会的需要，还是不能实现其价值。“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太多了”。此即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实质是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社会不需要，或者不能完全吞下的相关产业里。如何调整结构呢？马克思认为有两种途径：一是淘汰，二是创新。

　　淘汰落后产能对于经济健康发展十分重要。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破产、兼并、重组，甚至包括危机，都是强制性淘汰过剩产能的有效机制，马克思在谈到固定资本的更新时曾经生动地写道：“劳动资料大部分都因产业进步而不断革新……迫使企业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灾祸、危机。”危机实际上是市场机制，是对经济快速发展期间产生的不协调强制性地修正。

　　调整结构的另一个途径是创新，在创新过程中提升产业结构，淘汰落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是内在的、微观层面的自觉行动，这首先来自于企业追求利润的内在冲动，其次来自于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在给定社会所需要的某种行业产品的总数的情况下，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企业只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售产品。更多的获利则在于其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差额。为了降低个别劳动时间，必须创新，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关于相对剩余价值形成的论述中，马克思事实上论述了市场经济是通过创新而发展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真谛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过程首先表现为个别资本家率先创新，打破已有的均衡，获得超额的社会回报。在其示范作用下，其他资本家纷纷跟进，利润随之平均化，社会的技术、经济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诞生了一批新的产业和新的企业。如此不断反复，不断上升到新的层面，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产业，推动经济稳定健康发展。进入市场经济后，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三次工业革命以及熊彼特笔下的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和经济周期就是这样发生的。资本家的目的在于超额的社会回报，而不是相对剩余价值、平均的剩余价值。相对的、平均的剩余价值是瞬间出现的，竞争使得率先创新者能获得超额的回报并且立于不败之地。

　　把创新仅仅理解为是技术层面的创新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变革，没有社会条件的创新，例如不能容忍创新一开始的“与众不同”，不能保护知识产权，在研究资源的分配上奉行“官本位”，不能形成大众普遍参与的创新氛围，技术层面的创新是不可能发生的。马克思生动地写道：“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其显著特征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必须掌握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我们不能陶醉于传统的比较优势，陶醉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就是陷阱，就只能做衬衫。我们必须扎实创新，在创新问题上我们要重视市场力量，更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组织和集中力量，实现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突破，把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紧紧地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