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四：为农民做了一点事，获得特别关怀

与居委会村七十多岁的杨奶奶手拉手谈心

　　“千年等一回，种田不交税”。2000年，党中央和国务 院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 2003年全国推开，2006年废除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农业税，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转型新时期。

　　我从报社“老总”转身到县委办公室任“第八副主任”，兼县税改办主任。头一次下基层到汴河镇检查农民负担，发现两个农民为一块承包地打架，打得头破血流。当地派出所长介绍，为承包地打架的事“一块板”地发生，全镇报案有100多起。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你的良心不会疼吗？”我当即决定留下来，与派出所一同商议解决办法。我们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用“合法合理合情三结合的钥匙”，打开群众的心结，打开土地矛盾的大门，解决了这个镇10类土地问题，那两个打架的农民被我们劝导得心服口服，都请我们到家里吃荷包蛋呢。

　　责任驱使我，跑遍全县21个乡镇，作了一次普遍深入调研，完成了第一篇调研报告《当前农村土地矛盾、成因及解决办法》。本来是给全县乡镇作指导用的，没料到，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省委副书记邓道坤两位领导作了重要批示肯定，这让“我和我的伙伴都惊呆了”。俞正声同志批示“此文写得好”，要求“发全省县市区参阅”；邓道坤同志批示称赞“文章情况清楚、思路清晰，方法得当”。

　　我又下乡了，要去解决第二个群众问题。那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调研湖北税改后提出来的一个问题，“税改后农村公益事业怎么办？” 办法就在群众中。我又用了一个月调查，跑了全县21个乡镇105个村，“我的办法土，就靠脚步走”。我和农民谈得来，从来不“尬聊”，干部群众都跟我说真话道实情。坐在办公室里想破脑壳也想不出办法，一到群众中去办法就像泉水一样咕咕噜噜直往外冒。只有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才不会“坑爹”。我把调查情况整理成一篇“百村调查报告”，再一次获得了俞正声同志的批示肯定，要求湖北日报分期发表。湖北日报分三期连载，加了长长的编者按，说我胸怀忧患之心和爱民亲民之情，说我走千家串百村打捞到一手鲜活的材料，说我远离八股，不事雕饰，捧出的是真正带有泥土芳香的精神食粮——朋友们笑说这是把余爱民当作革命烈士在歌颂呢。

　　别问收成，只管耕作，收了麦子播棉花，接着来呗，因为农民兄弟那儿有很多困难和问题急等着我们去解决。我给自已定了一个小目标，要为农民解百难，研究解决一百个农村问题，也让自己成为农村工作“百事通”。还定了一个指标，一个月搞一个重要问题调查研究。我兼任县税改办主任两年时间，完成了25个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也写了25篇调研报告。

　　全省税费改革考核，我们县获得优秀，受到省委表彰，县税改办荣获全省先进单位，并获得10万元奖金。我个人也获得了特殊荣誉，10篇调研报告获得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的批示肯定，印发全省市县领导参阅。在俞正声同志关心下，我于2006年6月1日，被破格调到省委政研室工作，我爱人也调进武汉当老师。本来计划着为农民解决百个难题，刚则开了个头，没想到把自己的难题给解决了，我写了几句心里话：“我辈本是蓬篙人，未曾奢望进省城。寸草春晖何以谢，汗流浃背报党恩。”

　　故事五：160篇调研报告受到中央和省领导批示肯定

在双河口村13组访民情，听取群众对挖万塘活动的意见建议

　　改革开放推动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策。正在新农村建设起步时节，我调进省委政研室，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湖北新农村建设十点思考》，被俞正声同志批示发到全省学习参考。

　　虽说人往高处走，但高处也不胜寒。从县里调到省里，还未来得及高兴，侧身一望，吓出一身冷汗。这里有“三高”，服务对象高，主要服务省委书记；领导层级高，副处正处副厅正厅；同事水平高，有的当过教授博导，有的毕业于北大清华。我呢，要学历没学历，要级别没级别，那我来干什么？我给自己找了个定位：农民代表、省委参谋。过去想为农民解百难，现在平台更高了，打拳的场子更大了，完全可以接着干。

　　水平低不可怕，我有一个法宝叫勤奋，勤奋是我的核心竞争力。所谓勤奋就是自讨苦吃。举个例吧，2007年5月中旬，我们全室同志在紧张工作之余，利用双休时间到江西婺源学习考察两天，领导并没有安排具体任务，我却自找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借此机会作一个江西与湖北新农村建设的比较分析，白天随团参观问情况，晚上打开电脑查资料，返程车上打开电脑整理，车回机关，我的考察报告《江西新农村建设的九点启示》也完成了，时任省委副书记杨松批示“发《决策参考》”，时任副省长刘友凡批了八字评语：“九点启示、十分可贵！”要求把其中的思想吸收到全省新农村建设会议中去。

　　我在省委政研室农村处工作期间，主要开展四个方面的调查研究，一个是大战略调研，比如参与调查仙洪试验区、鄂州城乡一体化等所有省级农村发展战略。第二个是新模式调研，比如参与调研侯安杰模式、春晖模式、华丰模式、福娃模式等所有湖北农村改革创新重大模式。第三个是重大典型调研，我与农民日报驻湖北记者站站长何红卫联手，不断地发掘和宣传湖北三农先进人物，先后推出了上十个国家级典型。第四个是重大问题调研，主要是调研普遍性、根本性或苗头性问题。当时主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张昌尔把我纳入他的工作专班，十多次带着我蹲点调查，题写“爱民同志爱农民”的批示。

　　我咬住农村问题调研不松口，十年时间完成了200多个问题调研，三分之二是自选动作。我的调研报告共获得中央和省领导批示肯定160余篇，其中获得俞正声同志批示肯定23篇，获得罗清泉同志批示16篇，获得李鸿忠同志批示肯定32篇，近来获得蒋超良同志多篇批示肯定。这些报告大多被批转到全省县市参阅，有些转化为领导决策，有的被批转到省委党校作辅导教材，有些被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收藏，还有一篇被国家和省档案馆作“永久史料保存”， 朋友们笑说“成了永垂不朽的成果”。能有这点成绩，都是这个伟大时代的赋予和馈赠，反映了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心重视农村工作、关心重视农民问题、关心重视基层意见，关心重视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