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再看余村，感觉就是换了一个时代！”走在熟悉而美丽的村庄，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村党支部原书记鲍新民感叹道。

　　积极探索以保护生态资源促进绿色发展的村庄发展新模式，变“卖矿山”到“卖风景”，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在前不久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鲍新民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践行者”荣获“改革先锋”。

　　践行“两山”理论，中国走上了“绿色发展”之路。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

　　5年来，我国制定实施了几十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改革方案，“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生态文明领域的历史性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人民群众有了显著的生态获得感。“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美丽中国正向我们走来。

　　“四梁八柱”搭建好基础性制度框架

　　2013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指出，如果仍是粗放发展，即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那污染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届时资源环境恐怕完全承载不了。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2013年1月，全国先后有30个省份遭受雾霾天气侵袭的事实也警醒人们：生态文明建设迫在眉睫，生态体制改革箭在弦上。

　　生态的系统性、资源的稀缺性加上环境污染的严重性，迫使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能够仅仅“摸着石头过河”，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

　　立柱架梁，搭起生态文明制度的骨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四中全会，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作为重要理念。十九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5年来，《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纲领性文件相继出台，明确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

　　2015年9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公布，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等八项制度。

　　曾参与方案制订工作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表示，八项制度，实际上就是生态文明体制方面的四梁八柱，各个部门、各个方面可以在这上面添砖加瓦，盖完这个大厦。

　　“我感觉近五年来，政府机构改革对生态环境建设及生态文明影响最大，优化了生态环境建设管理体系。特别是山水田林湖草生命共同体综合治理体系更加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教授朱清科说。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多点布局，全面开花：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颁布，绿色政绩成为考核重要依据；组建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强化自然资源监管，统一行使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

　　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也不断健全、逐步完善：“史上最严”环保法实施；制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

　　一个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逐步建立起来，生态文明建设有了科学规范和可靠保障。

　　“一对对鸳鸯水上漂”，是流传于陕北的一首民歌，可是由于环境被污染，而且鸳鸯对环境质量要求非常高，很长一段时间里陕北人只能从枕头上、装饰品上看到鸳鸯。近几年，随着持续的退耕还林，形成不少小的溪流和湖泊，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位于陕北的吴起县又有鸳鸯了，它们在当地繁衍、生殖。

　　原吴起县林业局局长、老林业人吴宗凯不仅亲眼看到了鸳鸯，还用相机记录下来。他是一个“疯狂”的鸟类摄影者，“颜色美，姿态美，叫声美”，鸟儿让吴宗凯欲罢不能。他的“野心”很大，想出版《吴起鸟类图解》、《黄土高原鸟类图解》，乃至《中国鸟类图解》。

　　“严字当头”将改革进行到底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处处体现一个严字：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督察严、考核严、问责严、落实严。

　　建立最完善制度、最严密法治，需要严字当头，动真碰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如果生态环境指标很差，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表面成绩再好看也不行。”

　　2015年8月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首次将地方党委领导成员尤其是党委主要负责人作为追责对象，不仅党政同责，而且终身追责，决不允许出现在生态环境问题上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的现象。

　　2016年1月4日，被称为“环保钦差”的中央环保督察组正式亮相。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机制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历时3年的中央环保督察取得了中央肯定、地方支持、百姓点赞、问题解决的效果。

　　“督察风暴”震撼全国。2017年，首轮中央环保督察经过两年时间完成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督察全覆盖，约谈党政领导干部18448人，问责18199人。2018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边督边改工作问责8644人。

　　2016年12月，《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正式公布，生态责任成为政绩考核的必考题。领导离任审计、责任追究，首次进入生态领域。

　　“从以往‘审钱’的经济责任审计，拓展到‘审绿’的生态环境审计，保护生态的责权利愈发明晰。”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汤宛峰说。在三江源核心区澜沧江源头的杂多县，记者看到，当年星罗棋布、波光粼粼的“生态美景”又回来了。草地退化趋势得以遏制，水资源量、草地覆盖面积、生物多样性均持续增加。

　　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是我国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

　　河北敬业钢铁有限公司是石家庄市平山县一家大型钢铁企业，也是当地第一利税大户。环保部门先后8次发现这家企业有无证排污等违法问题。2018年河北省环保厅通过省级直查、交叉执法等措施，避免了地方干预，查办了这起要案，环境执法人员“腰杆更硬了”。

　　“推开了推不开的大门，跨进了进不去的企业。”河北省环境综合执法局常务副局长任立强说。

　　“填补空白”制度创新发挥市场作用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一条创新之路。不仅需要顶层设计、环境督察和行政绩效考核评价，同样也需要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实现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和发展方面的制度创新。

　　杨伟民说，制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一点重要考虑是“填补空白”。我国在生态文明领域不仅缺顶层设计，同时有一些基础性的制度也是缺失的，比如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空间规划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市场体系。

　　《方案》提出，要“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推行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绿色金融体系”。

　　填补空白、制度创新、完善经济手段，5年来，同样硕果累累。

　　2018年1月，我国首部环境保护税法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第一个体现“绿色税制”的综合税种，环保税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全新动力。

　　生态补偿机制能保障“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让权责更为对等，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制度可以激励生态环境保护行为。

　　2014年2月，山东率先出台了《山东省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建立了基于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的考核奖惩和生态补偿机制，“气质”提升发红包、“气质”恶化吃罚单。按照对全省空气质量改善的贡献大小，山东省每季度核算各市补偿资金，算法很简单，即各市与自己比，同比每改善1微克/立方米，省级补偿20万元；每恶化1微克/立方米，向省级上缴20万元。

　　实施第一年，山东省17个市空气质量均实现不同程度的改善。《办法》几经修改，截至2018年上半年，山东省级财政已累计拿出逾15亿元资金补偿各市，撬动各市上千亿元资金投入环境治理。

　　近日，湖南、重庆正式签署酉水河流域省际间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若交界断面的水质类别达到国家考核目标，湖南省拨付补偿资金给重庆市；若水质类别劣于国家考核目标，重庆市拨付补偿资金给湖南省。

　　改革带来的“生态红利”无疑十分突出。苏州市吴江区毗邻东太湖，围网养殖曾经非常普遍，对湖水的污染很大。近几年，东太湖在生态和排污上加强治理和管理，现在沿岸莲叶田田，鸟语花香。叶家港村村民赵其林感叹“这几年变化好大，水也清了，四周环境也好了。

　　2019新年伊始，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1—12月，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PM2.5浓度同比分别下降11.8%、10.2%、10.8%。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佳境正在形成。近日，有点朋克范的“水中大熊猫”中华秋沙鸭出现在浙江多地。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说，“中华秋沙鸭的连续到来，数量的不断增加，充分说明了浙江的生态环境优良，生物多样性的完整，也是对我们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作的最好肯定。”

　　2018年10月，已退休的鲍新民获聘余村“村务监督员”，“当时我二话没说就应下了，又能大展身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