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创伤救治中心主任刘承勇。

　　刘承勇教授上一次被记者包围,还是在今年4月。

　　彼时,一名3岁幼童从15楼高的住所跌落下来,就是刘承勇等医生把这孩子的生命挽救回来,更为奇迹的是,大难不死的孩子几乎没有留下残疾。

　　“记者可能喜欢采访这样的故事,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场很紧急的急救接力赛,但也很平常,因为是每天的日常工作,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受伤和急救。”56岁的刘承勇有些憨厚地笑着说。

　　他对病人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不紧不慢,但做事情却好像踩在风火轮上:“时间就是生命,这不夸张!晚一秒可能就失去一条生命。哪怕只有1%的可能,我们也要投入100%的努力,而且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让病人和家属感到在医院就有希望。”

　　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一个会先到来。但对医生来说,不论成败,每一次都是尽力而为,因为他们的对手是死神。

　　为母学医 在东北积累实战经验

　　刘承勇生于1963年,广西人。上世纪80年代初,在高考的志愿方向选择时,刘承勇曾犹豫是学理学工,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医科。让刘承勇从医的关键原因在于母亲,他说:“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母亲生病就医,看到医生解救母亲的病痛,所以励志当医生。”

　　1982年,刘承勇考上了第一军医大学(现南方医科大学)。医大的5年启蒙时光后,这批毕业生多数被分配到了“新西兰”(即新疆、西藏、兰州军区),那年24岁的刘承勇算运气不错的,被分到了沈阳军区。

　　那是沈阳军区下辖的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后来,他又被调到了黑龙江齐齐哈尔的203医院。这时才真正成为了专职创伤科医生。

　　谈到在东北的那段经历,刘承勇坦承那是他真正从医的重要经历,他说:“我们和其他医科不一样,我们必须要有非常多的‘实战经验’。东北的冬天,有冰路滑,一直有老人、小孩摔伤,我们要经常做手术,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历练。”

　　重回华南 创建创伤救治中心

　　上世纪90年代初,刘承勇重返母校读研,“我学医,一开始只是想救治家人,后来随着学习的深入,就希望能救到更多的人。”研究生毕业后,刘承勇就留在广州,一直在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的医院工作。

　　直到40岁出头,刘承勇才感觉自己进入了成熟期。那是因为,危重创伤的高水平救治是现代医学对急诊医疗提出的要求。不仅硬件器材要求高,对医生的个人要求也很高,“和其他医科相比,创伤科更注重医生的经验,所以其他科目的医生大概30多岁就能成熟,而我们要40多岁才行。”

　　大多数情况下,创伤病人都不是孤立病症,而是骨科、内科、神经科等综合情况。长期的临床观察让刘承勇萌生了创建创伤救治中心的思路,并把这个想法表达给校长,双方一拍即合。2009年,以骨科为基础,南医三院创建了创伤救治中心。这可能是全国首个创伤救治中心。

　　创伤救治中心几乎都是苦活累活急活。不但要经常做手术,而且很多手术都需要“超长待机”,刘承勇经手的最长手术大概有24个小时,要两班人马轮流才能完成。“我们经常都是三顿饭一起吃,很多医生都胃不好。”刘承勇说。

　　早出晚归、夜里出急诊都是工作日常了。“我儿子的家长会,我都没怎么参加过,一般都是他妈妈去。”说到对家人的陪伴,刘承勇歉意满满,一度忍不住落泪。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创伤救治中心主任刘承勇正在查看病患情况。

　　救死扶伤 最小救过7天的婴儿

　　又苦又累,但这样打通了多个专科的创伤急救中心,反应自然会异常迅速。对病人来说,争取的每秒钟都是生还希望。

　　今年4月,广州天河区珠江俊园小区曾发生一起高空坠童事件。3岁的欣欣(化名)从15楼坠下,所幸被6楼的雨棚阻挡了一下,落地前又被灌木丛缓冲了一下。随后,欣欣被送往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抢救。

　　谈起这则意外,刘承勇说:“再怎么说也是15楼啊,那冲击力得多大,她不仅头部受伤,身上也多处骨折。我们先是救命,然后请了各个科室的专家会诊,为欣欣医治。”经过20多天的救治,欣欣脱离了生命危险,还顺利出院。

　　3岁的欣欣并不是刘承勇医治过最小年龄的患者。刘承勇医治过的最小患者仅仅出生7天。“因为难产,孩子的颅内出血,当时真的不敢碰,但好在婴儿的头骨很软,比较容易切开与救治。”刘承勇说,“说真话,我当时也以为这个孩子活不了,但过了五六年,他妈妈带他来看我,孩子活蹦乱跳,非常健康。”

　　就像纪录片《人间世》中记录下的急诊医生的工作实景一样,急诊或创伤科的重症病人比较多,抢救有成功的喜悦,也难免有失败的沮丧。刘承勇对患者家属养成了无论如何都语气柔和、耐心解释的习惯:“我们要做好平时该做的事情,一切都尽力而为,要耐心解释,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患者和家属都能理解我们做医生的不易。”

　　如何理解“好医生”这个词?刘承勇认为,一个好的医生不仅要有过硬的医术,还要有责任心、同情心和耐心,“尤其是对我们创伤科的医生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晚一秒有可能就无力回天了。”刘承勇说,“当然,最重要的是要传递乐观的情绪,哪怕只有1%的可能,我们也要投入100%的努力,一定要让病人和家属感到,在医院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