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员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七号“祭祀坑”内清理象牙（5月26日摄）。新华社  图

　　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出土一千余件重要文物的消息，让三星堆又一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截至目前三星堆遗址已出土数万件文物，发现了城墙和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不仅确认了三星堆及其代表的古蜀文明的重要价值，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

　　三星堆考古的重要成就，是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成果，也是几代考古人一铲一铲、青灯黄卷、接续努力的成绩。

　　记者近日走进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现场，6个新发现“祭祀坑”被装在四个像玻璃房子一样的“考古舱”里，考古队员们穿着“防护服”在里面开展工作。据介绍，在这样的“考古舱”里开展工作，能很好地控制“祭祀坑”里的温度和湿度，防止外来的细菌干扰破坏出土文物。

　　尽管工作条件一流，但在“考古舱”里工作一点不轻松。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一到文物层，发掘队员们都得蹲在或者趴在“祭祀坑”里的升降机上工作。发掘又是个细致活儿，必须用手铲、竹签、刷子等慢慢清理，往往一趴就是半天。这样艰苦又细致的工作，一群“90后”年轻人担当了主力。

　　“95后”许丹阳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去年刚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在此次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工作中，许丹阳成了4号“祭祀坑”的“坑长”。

　　下工后的许丹阳换下防护服、摘下口罩，露出一张稚气的笑脸。

　　“相对成果来说，辛苦是值得的，甚至可以说很划算。短期来看，几个月就发掘出来这么多重要文物，从长远来看，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更是无法估量。”许丹阳说。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对许丹阳这群“生力军”非常赞赏，他告诉记者：“没想到‘90后’的小孩子敬业到这种程度，有次我问许丹阳累不累，他说不累是假的，在‘祭祀坑’里的升降机上一趴就是半天，收工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疲乏到了极点。”

　　表扬年轻人的雷雨在三星堆遗址“坚守”了近40年，最近9年和他做伴的还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据他介绍，在遗址现场参与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发掘的考古工作者有200多位，超过二分之一是“90后”。冉宏林是“85后”，他已经在此次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挑大梁”。

　　“比起前辈们来，这点辛苦不算什么。”冉宏林说。

　　1986年，三星堆遗址相继发现一号、二号“祭祀坑”，出土了包括金器、铜器、玉器、石器、骨器和陶器等在内的1720件精美文物。“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负责考古发掘工作的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两位已经退休的研究员陈德安和陈显丹。

　　据陈德安介绍，当时的发掘条件非常简陋，只搭了一个草棚子，为了尽量减少风吹日晒对文物的影响，考古队员24小时不分白天黑夜地干。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很大的草棚，太阳一出来得马上把它罩上去，天阴的时候得拿开进行发掘，那么夏天每天都是太阳，怎么办？我们只有晚上发掘，这才对文物有利。”陈德安说。

　　陈显丹还告诉记者，除了天气影响，当时附近还有一个砖厂，工人要等着发掘完继续取土烧砖，工人们开始并不理解，对发掘工作颇有怨言。考古队员除了工作，还得给砖厂老板和工人普及文物保护知识。

　　实际上，在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之前，我国多位知名考古学家相继为三星堆倾注了大量心血。新中国成立后，在冯汉骥先生的带领下，童恩正、沈仲常、王家祐、杨有润、林向、张勋燎、宋治民、马继贤、王有鹏等先生相继参与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工作，苏秉琦先生更是在看过三星堆陶片后预言“此地必有重大发现”，并将三星堆定性为“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他们的实践和理论指导，为后来三星堆“震惊世界”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