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投票结果于当地时间19日宣布，劳尔·卡斯特罗不再出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

　　劳尔现年86岁，会唱《东方红》，曾多次访问中国，结交了一大批中国朋友……

　　【“长发青年”曾低调】

　　1959年5月1日，新华社记者庞炳庵到古巴工作不久，第一次见到劳尔·卡斯特罗。

　　那是古巴革命胜利后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首都哈瓦那100万市民涌上革命广场，庆祝“新生”。

　　劳尔时年28岁，主持阅兵式；他与工会领导人和战友们挽着手，走在游行队伍前列。

　　“与兄长（菲德尔·卡斯特罗）相比，劳尔的个子矮些，”庞炳庵介绍，“哥哥长脸、留着起义军战士标志性的大胡子；而他脸略圆、刮得干干净净。他有一头长发，用猴皮筋一系，披在肩头。”

　　革命胜利初期，劳尔极少出现在公众面前；菲德尔则时常发表公开讲话、接受媒体采访。

　　“劳尔不轻易接受采访。”庞炳庵说。他记得，5年后，他有机会面对面采访劳尔，而那是他驻古巴7年唯一一次机会。

　　1964年7月19日，在古巴关塔那摩一处美军“租用”的基地内，一个海军陆战队哨所士兵连开6枪，射杀附近古巴哨所的一名士兵，引发古巴民众抗议。

　　第二天，劳尔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庞炳庵在场。庞炳庵回忆，劳尔表达愤怒之余，表示愿意与美国对话，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以商讨解决方案。“这能看出劳尔非常务实。”

　　尽管“曝光度”不高，劳尔与兄长一同“打天下”，在古巴民众中有很高的声望。庞炳庵解读：“这并非因为他是菲德尔的弟弟。革命时期，他所率领的第二纵队独当一面、战功卓著，为古巴革命胜利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这是古巴人普遍的看法。”

　　【“传话人”推进中古建交】

　　庞炳庵见证中国与古巴建立外交关系的全过程，后来成为新华社副社长。

　　他对劳尔的一句“承诺”印象深刻。正因为那句“承诺”，中古建交取得突破性进展。

　　1959年7月，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古巴。中方希望了解古巴对两国建交的态度。当时，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10年，但地处美国势力范围的不少拉美国家仍与台湾当局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古巴能否成为第一个“破冰者”？

　　一场外国记者会上，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姚臻向菲德尔提问：“古巴人民对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希望是什么？”

　　菲德尔简短答复：“中国人民和古巴人民在争取经济独立中有共同的需要，古巴大部分人民支持这种需要，我希望中国人民取得更大的成就。”

　　记者会第二天，劳尔私下会见中国新闻代表团，请姚臻向中国政府转达，希望中方派一名负责同志到古巴，做双方联系工作；待条件成熟时，可以在古巴建立中国大使馆。

　　劳尔这番“传话”，令中方代表团心里有了底，中古建交正式提上议程。1960年9月28日，古巴成为第一个与中国正式建交的拉美国家。

　　庞炳庵记得，会见中国新闻代表团后不久，劳尔还专门会见了中国广播代表团，“可见他对中国朋友的热情”。

　　【“取经者”打破国际惯例】

　　1997年11月，劳尔时任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首次访华。出访前夕，他向中国驻古巴大使馆提出，希望将访华逗留时间定为18天。

　　“作为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访问一国18天之久，可谓打破了‘国际惯例’。”当时在中国驻古巴使馆担任政务参赞的刘玉琴回忆，劳尔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表现出强烈兴趣，“他是真心想考察中国的发展经验”。

　　中方答应劳尔访问18天的请求，派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官员全程陪同。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劳尔不断询问经济特区建设、国有企业改革等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仔细参观每一个项目，认真听取介绍和讲解。

　　几个月后，劳尔邀请中国代表团访问古巴，向古巴党政军干部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刘玉琴记得，中方代表团在古巴十多天逗留期间，劳尔三次亲自宴请并且一有时间就陪同参观，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机会了解中国情况。

　　“这同样超出‘国际惯例’，”刘玉琴说，正是这种办事方式，显现劳尔直入主题的务实风格和重情重义的率真品格。

　　劳尔着手在古巴部分企业试点改革，鼓励多劳多得，为日后经济模式更新打下基础。刘玉琴记得，她1999年去哈瓦那一家雪茄厂参观，看到“多劳多得”广受欢迎，工人们兴奋地告知，“这可是向你们中国学的呢！”

　　【“劳尔爷爷”唱《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国留学生寇顺超听到劳尔字正腔圆地演唱《东方红》片段时，“一下子惊呆了”，情不自禁地与其他200多名在场中国青年一起高歌。

　　那是2008年11月18日劳尔陪同时任中国领导人在哈瓦那大学看望中国留学生时的一场“即兴表演”。

　　寇顺超当时在古巴攻读医学专业，与其他医学院学生代表入座前排，既兴奋又紧张。

　　古巴政府2006年宣布向中国中西部地区学生提供单方面奖学金。那是中古建交以来规模最大的教育交流项目，数千人受益，包括寇顺超。

　　“我们没想到劳尔爷爷会唱《东方红》，更没想到他的节奏和中文发音还那么到位。”寇顺超说，接触时间非常短暂，但“他开朗、亲民、愿与青年朋友交流的个性令我至今难忘”。

　　其实，劳尔会唱《东方红》，是中国驻古巴使馆工作人员几乎人人皆知的“秘密”。刘玉琴回忆道，劳尔曾在多个场合主动领唱《东方红》，每每把气氛推向高潮，“更难得的是，他能背唱出三段完整的歌词！”

　　令新华社前驻古巴记者殷永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劳尔在中国人民遭遇重大灾害时的感同身受。四川汶川2008年发生“5·12”特大地震灾害，劳尔前往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吊唁遇难者，“带着古巴政府几乎所有部长，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劳尔在吊唁簿上写下文字：“我以古巴人民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名义，向遇难者亲属、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表示诚挚的慰问。”

　　【“老友情”绵延四十年】

　　相距第一次采访，过去40年，庞炳庵2005年再次面见劳尔。不等庞炳庵开口，劳尔准确地喊出他的西班牙语名“潘乔”……

　　2005年4月，劳尔第二次访华，庞炳庵应邀出席古巴驻华使馆为劳尔举办的招待会。那一天，正值古巴军民击退猪湾登陆44周年纪念日。

　　1961年4月，由美国资助的雇佣军在哈瓦那以东的猪湾登陆，企图扼杀古巴新生政权。古巴军民在吉隆滩共同抵抗，史称“吉隆滩战役”，美国雇佣军退败，古巴政权得以巩固。

　　作为赴战地报道的中国记者之一，庞炳庵接受古巴民兵赠送的“战利品”，即两块美制B-26型飞机残片、一枚高射机枪子弹弹壳、一条美式降落伞的迷彩绸以及两张美国印制的“护身符”。

　　参加古巴驻华使馆招待会，庞炳庵带着珍藏多年的“战利品”，想与劳尔商量做一件促进中古友谊的事：把这些物品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

　　听完“潘乔”的提议，劳尔非常高兴，说要题词。环顾四周，没有桌椅，只有一排暖气片。劳尔就近趴在暖气片上，写下：“吉隆滩战役战利品，敬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博物馆。”

　　2011年9月，庞炳庵再次走进古巴驻华使馆，接受古巴国务委员会授予的友谊勋章。时任古巴驻华大使白诗德知道庞炳庵在古巴的工作经历以及他与劳尔之间的数次交往，告诉他，“这可是劳尔·卡斯特罗主席批准的（勋章）”。

　　“我离开古巴那么多年，劳尔依然记着我，给了我这样的荣誉，”庞炳庵说，“这不仅象征他与我的个人友谊，更反映他对中国人民怀有的真挚情感。”（朱婉君）（新华社专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