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0日，在美国华盛顿，世行行长金墉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新华社发

　　1月7日，世界银行行长金墉突然宣布将在2月1日辞职。“早退”的决定令外界颇感意外，要知道这离他届满还有3年多时间。金墉的离开也带出一系列谜团：他为何提前卸任？谁会成为继任者？

　　遭遇“领导力危机”？

　　金墉在世行当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很荣幸能担任世行行长，并将自己的成就归结为两项：第一，为用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国际开发协会基金提供两次补充金。第二，获得美国特朗普政府支持，为世行增资130亿美元。

　　这名59岁的行长表示，将加入一家私营基建投资基金企业，专注于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来自保加利亚的世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将从2月1日起担任世行临时行长，她在金融和国际开发领域富有经验。

　　金墉为何突然辞职？舆论给出两点猜测。

　　猜测之一，领导力危机。熟悉金墉的人都知道，他并非金融出身，而是医学起家。相比前11位世行行长，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政治、金融专业背景的“门外汉”。“外行领导内行”的身份困境，让他在应付机构改革、对外援助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有媒体爆料，在进入世行前的两年半，金墉连“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这样的金融常识，还分不太清楚。为了补金融课，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校董每周末不得不给他“开小灶”。金行长还在一次采访中感叹道，金融杠杆这个工具真是好用，应该多在发展项目中推广！

　　英国广播公司（BBC）评论，金墉2012年执掌世行以来，任期似乎坎坎坷坷——他试图在官僚体制内推行的几项重大改革均不顺利，如果非要说“成功”的话，就是成功激起了内部员工的愤怒。削减员工福利引发抵制、被批政策缺乏透明度、员工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就在他2016年获得连任提名后，愤怒的世行员工们还联合发声明抵制，“领导力危机”这个词就是从他们嘴里蹦出来的。

　　另一方面，金墉寻求新的融资渠道，鼓励主权财富基金等私人投资者为印尼、赞比亚和印度等地的项目提供数万亿美元资金。这一策略也激怒了世行的一些传统主义者。

　　被特朗普“逼退”？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知道金墉“专业不对口”，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为啥还要对这位韩裔美国人委以重用？这就引出第二个猜测：金墉被特朗普“逼退”。

　　想当初，奥巴马相中金墉绝非偶然：尽管他是世行历史上首位“金融素人”，但他也是首位有着第一线扶贫经历的世行行长，这恰恰是奥巴马所看重的。

　　5岁随家人从韩国首尔移居美国的金墉，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先后担任哈佛大学医学教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顾问、达特茅斯学院校长等。身为医生兼人类学专家的金墉，曾在世界最贫穷地区管理过抗击结核病和艾滋病的项目，广获赞赏。奥巴马2012年提名金墉时说：“让发展的专家来领导世界最大的发展机构。”一语道破金墉的核心竞争力。

　　然而，随着奥巴马的下台，美国总统换成了“多边机构怀疑论者”特朗普。世行的优先事项——比如应对气候变化和参与对贫穷国家的援助等——无不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相左。如此一来，世行行长自然没那么好当了。

　　金墉曾屡次与特朗普政府发生冲突。就在上个月，世行宣布将在5年内投资2000亿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这无异于同特朗普对着干。“金墉巧妙地在安抚特朗普政府和参与特朗普政府公开反对的项目之间保持平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部前负责人普拉萨德说，但这份工作将来无疑会更加“左右为难”，两面不讨好。法新社指出，鉴于美国对世行减少全球贫困目标的态度从忽视转向猛攻，金墉可能发现，与一家大型多边机构相比，一家私营机构反倒使他能更快地实现变革。

　　不过，两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金墉此次是主动离职，而不是被特朗普政府“逼退”。一些外媒翻出“证据”：特朗普在2017年德国汉堡G20峰会上，双手搭着女儿伊万卡和金墉的肩膀合影。那一年世行与伊万卡合作一项女性创业计划，为小企业主提供逾10亿美元融资。当时特朗普对金墉赞赏有加，称他是一位“朋友”和“伟大的人”，暗示自己会与奥巴马做出相同的选择，让金墉担任世行行长。

　　继任者有“标签”

　　金墉的继任者是谁？迄今尚无答案。不过外媒列出了这一人选的两个关键词。

　　一是要“强力”。因为特朗普的逆全球化言行已经得罪不少国家。如果再提名一个不合格，或是对多边主义合作有挑衅想法的候选人，美国可能失去在历史上的特权，在世行执董会制造“哗变”。反之，一个强大、合格的人选才能稳住场子，得到机构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二是要“听话”。特朗普怎么会容忍不听话的人担任世行要职？其政策立场势必反映在新候选人身上。有评论指出，特朗普政府将提名一位不支持气候融资，并将各国拉回谈判桌的候选人。新行长的人选决定还可能影响世行对新兴市场的拨款，例如在基建领域。

　　彭博社认为，特朗普可能很难寻觅到他想要的候选人。“民粹主义的崛起，以及围绕全球化的激烈辩论，正给世行等机构的领导人带来政治压力。即使没有身为美国人的限制，在这种困难的全球环境下，也很难找到合适人选担任职务。”芝加哥大学金融教授拉詹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