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风是上海松江区腰泾村村民。几年前，他从外企辞职，回村流转了200多亩土地，还发展起生猪养殖，成立了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在腰泾村，17户这样的家庭农场，管理着全村1915亩地。说起今日的生活，李春风由衷感叹，“现在种地比打工赚钱多了。”
李春风的成功源自于土地经营权的放活。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中，土地承包确权颁证，为“长久不变”打下基础；承包地“三权分置”，扩大了土地的权能；允许承包经营权抵押，唤醒农村“沉睡的资本”。作为新的制度安排中的新亮点，放活土地经营权，为我国“三农”事业新发展增添新动力，带来新活力。
土地变“活”，进一步释放农村生产力
家在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大定桥村的何晓英，如今成了村里的创业明星。可当初回乡时，她也曾遭遇两难。
“作为农民，咱最擅长的还是种地。”当地产的草莓汁多肉嫩，在成都等周边大城市很有市场，何晓英发动村里能人，流转了上百亩土地，成立了草莓合作社。“土地‘活’了，家门口就有好的创业机会，会有越来越多的村民愿意返乡发展。”何晓英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建立分包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经营权从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分离，实现“一权变两权”，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次分离。这次改革充分调动了农民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经营自主性，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但是，农地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农业规模化经营要求土地流转，改变“人均一亩三分地”的土地细碎化现象。可很多农民担心承包经营权流转出去，就要不回来了，宁撂荒不流转。经营权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次分离，让土地变“活”，是对农村经营主体变化、农地流转等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适应性调整，有利于农村生产力解放。
基层不断探索。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探索已在各地展开。重庆、江西、浙江、安徽、四川等地通过出台文件，鼓励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顶层设计发力。从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五中全会，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构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体系，制度框架不断明晰。
截至2015年底，全国2.3亿户承包土地农户中约有6600万户或多或少流转了土地，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4.43亿亩，占比达33.3%。农业专家认为，推动土地流转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高效经营提供广阔空间，同时还可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
活权先要确权。
在黑龙江省方正县，随着土地经营权确权工作不断推进，农民的土地有了新的“身份证”。八名村村民陈先发说，过去在外打工，总觉得把地流转出去不踏实。如今，一证在手，心里有底。他以自家12亩土地入股合作社，合同签到了2027年。
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2434个县、2.6万个乡镇、43.8万个村开展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工作，真正让农民吃上放心投入、放心流转的“定心丸”。
活权要规范流转。
目前，各地正加紧构建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土地经营权市场交易体系。村有服务站点、乡镇有流转中心、县市有交易市场的流转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县（市）级以上土地流转交易市场达到1324个，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达到17268个。
规模经营，提升农业发展竞争力
“谁来种地”？近几年，关注农业的人对于这样的追问恐怕都不陌生。
的确，一家一户的家庭生产经营发展到今天，面临成本和价格的双重挤压，要提升农业的竞争力，经营方式亟须转变。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今天，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越来越凸显，也亟须新的经营主体弥补家庭经营的局限。
在重庆市巫溪县花台乡，12户农民成立了龙泉溢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200多亩土地。“以前总埋怨大山，山路崎岖，其实我们是守着‘宝贝’过苦日子。”合作社负责人姚维元说，合作社发展了5亩草莓，60亩果桑，40亩脆李，还配套了采摘、餐饮、住宿等一条龙服务。不仅这12户村民走上了致富路，也吸引其他村民参与。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三河湖镇大营胡村的胡付华，以高出市场价10%的价位，卖掉了自家的小麦。这得益于他加入了当地龙头企业中裕食品有限公司“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链条。
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伴随着放活土地经营权，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让“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的双层经营逐步向“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多元经营”转变。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程度，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注入了更加持久的活力。
据统计，目前我国家庭农场已达到87.8万家；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到150多万家，入社农户突破1亿户，占农户总数41.9%；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35.4万个，其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2.6万家。
众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解决了“谁来种地”的难题；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则让“怎么种好地”有了答案。
今年春管期间，河南省安阳市的农田上空，植保无人机低空盘旋。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孔建强介绍，专业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就是要做好那些一家一户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
小麦跨区机收、农机合作社代耕土地、病虫害统防统治……拥有高效、便利、低成本等优势，如今，各类公益性和经营性服务组织蓬勃发展。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征程上，“多元化经营主体+全程社会化服务”的农业经营方式，大大提高了农业投入品的利用率和土地的产出率，成为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的有效“武器”。
要素变资本，激活农民增收动力
吉林省延边州龙井市东盛涌镇龙山专业农场场主王立臣看着自己承包的连片耕地，打心底里开心。几年前，他曾为扩大经营规模缺少资金犯愁，“想贷款，土地不可以抵押，也没人给做担保，贷不成。”当龙井市推出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后，王立臣的融资路一下畅通了。“我贷100万元，一年的利息扣除政府60%的贴息，不过2万多元。”
土地，曾经只是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要素资源。如何让农民世代固守的土地资源变成活的“资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随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稳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实施。
要素变资本，不仅撬动了更多资源投入，也激活了农民增收的动力。2014年至今，从60公顷到80公顷、110公顷，随着流转来的土地不断增加，王立臣的经营规模三年实现了“三级跳”。2015年农场实现产值340万元，实现净利润110万元。
放活土地经营权，农民把“沉睡”的土地资源流转给大户进行规模种植，获得流转收入；同时也把自己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进行务工，再次获得收益。
今年53岁的张士红，是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半壁店村土生土长的农民，从前全家靠种玉米、蔬菜等为生，每天平均劳作13个小时，可一年下来，基本没盈余。如今土地流转了，每亩地每年租金2500元，一年下来，不用干活也能纯收入2.5万元。“我到月季园打工，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工资2000多，家里每年收入近5万元”。
在一些地方，村民们已不满足于土地确权、流转的收益，还开始探索其他方式，参与到土地增值的链条之中。
土地入股，产业增值促增收。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孤堰兴农农业专业合作社入股农户朱庆余有笔明白账。“比如不少合作社还从事粮食仓储、烘干、加工等，所得收入远高于基本地租。”通过土地入股，他每年每亩地的纯利润比之前多了600多元。
土地托管，成本降低促增收。作为江西省有名的种粮大户，南昌市安义县鼎湖镇的凌继河拓展“土地托管”业务范围，为周边农户提供农资购买、农机使用以及粮食回购等服务。按照这种模式，平均一亩能增收100多元。
《 人民日报 》（ 2016年08月03日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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