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日内瓦雄伟的万国宫内，存放着联合国前身国际联盟从1919至1946年的历史档案。鲜为人知的是，卷帙浩繁的档案中，竟有一份由著名的“沈阳九君子”冒死收集的日军“九一八”侵华罪证。

　　85年前的1931年9月18日，日军悍然发动军事侵略，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史称“九一八”事变。国联1931年底派出了以英国人李顿为团长的特别调查团前往东北展开调查。

　　负责守护这段历史的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档案馆馆长科林·韦尔斯为记者打开一个灰色的防腐蚀档案盒，里面装有一个绣着英文“TRUTH”(真相)字样的蓝色布包。

　　这本沉甸甸的册子，既收录了当时的报纸对日军侵略行径的报道、遭日军射杀的无辜百姓名单，也有教材、海报等日军在东北实施奴化教育、操纵并建立傀儡证据的大量铁证。当中还有一份详细的被派往东三省实施傀儡统治的日本人名单。

　　记者看到，在一纸“沈海铁路公司公函”上，监事长一栏的落款正是二战后东京审判的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

　　“我爷爷巩天民当时是东北的银行家，当得知国联调查团到了东北，便与另外几位有志之士一起全力搜集日军罪证。”“沈阳九君子”之一巩天民的孙女、现居德国法兰克福的巩捷向中新社记者追忆道。

　　搜集到了日军罪证，调查团成员却被日方“严密保护”，难以接近。

　　巩天民最终委托传教士弗雷德里克·奥尼尔(倪斐德)，辗转将这份关键证据送交到了李顿手中。马克·奥尼尔(MarkO'Neil)在《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书中记述了祖父的这段经历:他“与调查团接触了数次，提交了不止一份‘关于日本的暴行的秘密报告’”。巩天民等人的布包正是其中之一。

　　在一个编号为S36的箱子里，记者读到了调查团在哈尔滨所收到的一大叠信函，字字写满大众的嗟伤，国土的沦丧。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无故进兵，夺了我们东三省，任意残杀我们同胞。”

　　“日军既为‘保侨’而来，为何到处破坏学校、抢夺货物、焚烧产业、枪杀无辜商民?”

　　“商民死伤无数，房产焚烧，人无住处，农人不能种地，及奸淫妇女等。惨无人道之事不胜枚举。”

　　“民等处此铁蹄之下，敢怒而不敢言!”

　　痛感日本蹂躏民意，一位哈尔滨商贩在信中附上一纸大字怒斥“满洲国的成立绝不是民意”。

　　松花江上百姓的怒吼，与“真相”布包里的罪证一道，击破了日军的狡辩和粉饰。

　　李顿调查团最终于1932年10月1日呈交给国联的报告中写道:

　　“九一八”事变系日军早有预谋、精心实施;与此同时，中方既无袭击日军的计划，亦无危害当地日本人生命财产安全的计划。而当天的爆炸亦“不足以为日军的军事行动提供正当理由”，“如上所述，日军当晚的行动不能被认为是合法自卫的手段。”

　　针对伪“满洲国”，报告全盘否定其合法性:“这既不容于现存的国际义务原则，也不符合维护远东和平所需的中日两国互信。这(满洲独立)既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更蔑视了东三省人民的意愿。”

　　报告结论指出:事实表明了，日本是多么强烈地图谋“将东北从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下分裂出去”。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对日本1票反对的结果，全体一致通过了谴责日本侵略行为的决议。日本代表怒不可遏，当场退席。日本同年宣布退出国联，走向军国主义的不归路。

　　谈及今天的日本如何面对侵华历史的问题，日内瓦大学日本史专家皮埃尔·弗朗索瓦·苏伊里教授向中新社记者提醒，尽管今天的世界格局与当年已经不同，但同样的悲剧不是没有可能在今天的联合国架构下重演，“停止冲突的唯一途径在于每一个国家的政府自身的责任感。”

　　二战策源国和加害国日本至今态度暧昧，近来甚至有寻求修宪和篡改历史的倾向。对此，苏伊里亦坦言，“我承认，这(历史反思)在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要，却仍未解决的问题。”

　　2008年，巩捷夫妇前往日内瓦，翻拍了祖父搜集的全部证据，并捐赠给中国国内的机构用于研究和展出。

　　2009年，《李顿报告》及围绕其作出的决议，与那份让巩天民此后蒙受日伪牢狱之灾的“真相”一同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

　　2015年，中国提交的南京大屠杀档案亦载入这份名录。

　　“让更多的人记住历史，避免历史重演就多了一分可能。”科林·韦尔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