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9日，北京车库咖啡，800多平方米，50多张桌子，这是北京甚至全中国知名的创业圣地。 车库咖啡的插座非常多，方便创业者的使用。

　　罗勇林察觉到凛冬已至，是从朋友圈开始的，在他的微信里有1700多名创业者的名片。可与一年前相比，朋友圈已是另外一派景象。

　　没了晒产品、晒加班、晒路演、晒狂欢的“鸡血”;听不见有人对“项目靠谱”的自我吹捧。他说:“感觉大部分人都没能熬住。”

　　两年前，1994年出生的罗勇林带领自己的创业团队，杀进了IDG校园创业大赛全国50强。

　　“如今这50强只剩下一家。”咖啡厅里，罗勇林边说边用拳头相互撞击了一下。

　　可去年春天，形势还是“一片大好”。郑晓宇曾经的创业项目是一家做城市派对、聚会的垂直电商。不少投资人找他安排娱乐活动，可今年，他的公司濒临绝境。

　　实际上，当创业资本热潮来临的时候，李佳的微信群已经沉静下来。

　　李佳的手机里，有个99人组成的创业群，不乏马佳佳、余佳文、孙宇晨等“创业明星”。群里也偶尔混进一些记者，发一两条消息:“关于90后创业者主题，大家帮忙攒个稿。”

　　作为最早的那批“商业新物种”，她曾和群里的创业明星一同上过一些杂志的封面故事。可几年过去，李佳既没有马佳佳的名气，也没有像温城辉一样获得“数千万元”的投资。

　　“大家可能都在为投资忙着生忙着死吧。”李佳喝了口桌上的大杯特制莫吉托说。

　　资本市场刮完一阵90后风后，这三个90后创业者又多了一个共同点:“失败者”。

　　冬日

　　郑晓宇患上了抑郁症。

　　在创业失败后的头几个月里，他浑身起小红疹子，睡眠障碍，心率长期保持在110以上，需要随身携带监听心率的小盒子。

　　刚停下来那会儿，郑晓宇在一家科技公司做市场公关，可他发现自己常常在电脑前一出神就是一小时。

　　他感觉自己醒着就会出现梦魇，精神上想要好好工作，但肉体不听使唤。有时，晚上坐在沙发上，等回过神来已经天亮了。

　　他在北京的公司和成都的家来回飞了六七次。在身体不堪重负的情况下，郑晓宇决定停薪留职，回家休养。

　　“中国创业者那个劲把自己给弄死了，不怕苦不怕难，总以为这都是老天爷给的考验，特别的‘中二’。”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可即使待在家，他仍旧在社交群里活跃着，时不时的出现在各种直播平台上，科普自己的抑郁症症状，居然有好几千人围观。

　　他还将自己的创业经历作成一首颇具自嘲意味的歌——《我创业融了一笔钱》。其中一部分歌词是:我创业融了一笔钱/让同学觉得我很酷/从辍学的90后变成了CEO/我就漂在大北京/开二手车在三环堵/但这一切都已过去/我没想到会失去你/这是首悲伤的歌……

　　李佳曾经“在创业群里最看不起的就是进大公司的”，可她的创业项目因投资人临时撤资宣告失败后，“乖乖地”选择了进大公司。

　　从“老板”到“打工妹”，她感受更多的是官僚体制的束缚和效率低下。

　　李佳的领导规定大家在晚上的不同时段下班，从8点到11点。而李佳被安排在几乎最晚的那一拨:10点半。完成工作的李佳只能在办公室看电影消磨时间。

　　有一次她因为设计活动页面与领导发生了争执。之后，被调去研发部门一周，每天需要熬到凌晨两三点。她的工作只是“买午饭、买下午茶、买晚饭。”

　　没过多久，李佳辞职了。爆发点是她与经理的一段对话:

　　“经理，我要休假。”

　　“你有什么理由调休。”

　　“我打算去医院。周末没有专家号。”

　　“最讨厌团队里有这种人，因为自己有小病就要去医院。以后不要让我看见你抽烟。”

　　“经理是1992年的小孩，我走了不久，他就下台了。”1990年出生的李佳扶了扶眼镜说。

　　风口的猪飞不起来了

　　“风口上的猪已经飞不起来了，只有牛才行。”9月的一个雾霾天，在北京天安门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创业家》前副总裁纪中展给一群年轻创业者喂着“反鸡汤”。

　　“雷军说的‘风口上的猪’，害死了一批创始人，大家都顺势而为。哪有那么多顺势，看一个人牛不牛是看他在逆境中的反弹能力。”他表示。

　　有一次，纪中展在北大硕士张天一开的米粉店里边吃边聊。张天一对他说:“今天的创业是绝大多数失败者的托词，本来能力普通、智商普通，你去创业，谁敢否定你是未来的比尔·盖茨?”

　　可有时候“牛”也未必能够飞起来，飞起来需要的是翅膀。

　　1500公里外，浙江金华的一个小出租屋里，吴定钢从网上买来名牌仿制品，又倒腾到国外网站卖掉。朝七晚九，他一天可以赚到20美元。

　　24岁的他都快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失败。他形容自己就像一头被斗牛士盯上的公牛，直到最后一把利剑插进心脏，才轰然倒地。

　　吴定钢出生在农村。上高中时，在电视上看了不少俞敏洪的讲座。他至今记得俞敏洪那句:追求卓越，人生终将辉煌。

　　高中毕业，他去工地干活。家里本不打算让他读大学。后来到填志愿的时候，他好说歹说，家里才让他去读便宜的大专。

　　他大一就开始创业，说是不想浪费三年光阴，“毕竟有人高中毕业就开始工作了”。

　　学校开了大学生职业规划课，老师总会请来一些开公司的学长学姐给他们讲课。“那些人创业两年就买上了房，也不用为生活发愁，我觉得那就是成功。”

　　他并不掩饰自己创业就是为了钱。

　　他的第一个创业项目是做一家“广告公司”，给商户设计广告牌。拼了一年多，他自己没拿过一分钱。因为合伙人对他说:你是有股份的，公司现在还没盈利。事实上这个公司从未去工商注册。

　　不久，因为客户太少，公司难以为继。有个合伙人留下一句“一切算了吧”，夺门而出，再也没回来。只留下吴定钢怒喊:“不是说好的要做中国最大的广告公司吗?”

　　第一次创业失败后吴定钢不死心，“想想光头强、灰太狼、汤姆猫，我有什么理由放弃。”

　　他找到了新的合伙人，并想到一个“躺着就能数钱的项目”——做快递袋的广告代理。

　　在出租屋里，他在幻想中已经获得了成功，在杭州买一个三室一厅，商业模式拓展到了全国。

　　可在烧完5万多元后，创业伙伴默默离开。吴定钢在连回家的火车票钱都用尽之后，选择再次放弃。

　　他把一千多个快递袋以200元的价格卖给快递公司后，从市区一路走回了郊区的出租房。他回忆，“那漫长的路上，觉得自己的脚像树根一样，怎么都没办法从地上拔出来。”

　　他说，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轻轻地旋转，就像有人在耳语着:想想吧，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折腾了四年，吴定钢又回到了建筑工地。

　　内心引力

　　李佳走上创业这条路的情节有点像一部言情小说。

　　在澳大利亚读大学的第一年，她失恋了。她说自己整整花了4年才走出来。

　　刚分手的那段日子，她一天要喝掉24瓶墨西哥产的科罗娜啤酒。

　　“啥都不想干，突然就胖了，感觉脱了好几层皮，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上了。”

　　她感觉心里某种脆弱的东西受到了伤害，只剩下“弯道超车，超赢他”的念头。在她心中，只剩下一条路——创业。

　　相比之下，郑晓宇的创业引力听上去飘渺得多:把世界青年联合起来。

　　高中那会儿，他着迷《海盗电台》里的那股“酷”劲。大学时玩乐队，自己带着手鼓、带着琴，在草坪上玩。他把状态发在人人网，居然有人把车开到了操场上，很快有人提着酒进来了。结果操场上自发举办了Party。

　　欢腾到晚上12点，学校保卫处派人带走了“始作俑者”郑晓宇，后面的人群在他身后欢呼。“那一刻，我感觉非常爽”。

　　郑晓宇时常把自己想成一个侠客，深藏功与名。他把年轻人分为两类:“文艺青年”和“普通青年”，而自己的使命就是连接二者。

　　在经历了三次创业失败后，郑晓宇创建了“玩聚北京”，他在新项目的图标里镶嵌上了三个圈。“这就是我以前创业项目的尸体，我给埋了进去。”郑晓宇声音略略有点高亢。

　　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次创业将是他24年人生中爬得最高，摔得最惨的一次。

　　你以为自己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郑晓宇确实相信自己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玩聚北京”天使轮融到了500万元，而给他背书的是洪泰基金的创始人盛希泰。

　　在一个小院里头，盛希泰对他说，“300万，20个点”。郑晓宇当时的反应是:和我预想的有点低。

　　尽管之前IDG资本已经伸出了橄榄枝，最后郑晓宇还是选择了盛希泰等的500万元的投资。

　　“个人投和机构投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像腾讯投你还是马化腾投你是不一样的。”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郑晓宇曾经历过父亲创办的公司被估值1.33个亿，他强调说自己是见过世面的人，“开心但没疯”。又承认当时自己的“浮躁和轻狂”。

　　他“租最好的办公室，挑高颜值的员工”“找有样的青年和有趣的灵魂”。他把办公室从亦庄的民居搬到了三里屯的办公室:办公室门口摆放着一套银色的爵士鼓，背景就是公司的大旗;玻璃墙壁当黑板，上面布满了产品、前端等词汇和城堡简笔画;照片背景墙上写着:小宇+小多+小郭……

　　2014年11月11日，他筹划了33场Party，在网上卖几百家夜店的通票。他还在工人体育场准备了当天活动的热气球，组织3个车队:跑车车队、侉子车队、哈雷摩托车车队。

　　他觉得很多90后过着工作朝九晚五、晚上回家打游戏的日子，其实是格子间里的留守青年，并非外界以为的叛逆和张扬。

　　可由于治安问题，活动流产了。 郑晓宇给用户发了邮件和信息:对不起，我们把这个大趴搞砸了。

　　虽然损失了一笔不小的钱。可郑晓宇并不在乎。

　　他仍会去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的餐馆，和投资人悠闲地吃个早餐。投资人希望他们能赶快签订投资框架协议。但郑晓宇时而聊聊投资，时而“打打哈哈”。

　　当时的他一直捂着盘，甚至拒绝过高达8000万人民币的投资。

　　“那时候正值资本盛夏，觉得不会缺钱，等着一切来年再说。”郑晓宇说。

　　出现同样幻觉的，还有从黑龙江县城走出来的罗勇林。

　　资本盛夏里，他曾每天想着如何超越余佳文、温成辉，甚至扎克伯格。他从哈尔滨坐高铁来到北京站，带着自己晚上“突发奇想”出来的特制腰带，想在北京找到投资，走上人生巅峰。

　　第一天，他就来到中关村创业大街“朝圣”，坐在投资人经常出没的车库咖啡里，突然感觉自己“找到了组织”。

　　这里的人虽然衣着朴素，但空气却具有传染性。咖啡馆里，时不时还能见有人走上前台，即兴路演。

　　罗勇林说，自己就像一个进了创业游乐园的孤单小孩。

　　接下来两天，罗勇林在网上随便找了一些投资公司，无视公司前台，直接往投资人的办公室里窜。

　　可意外的是，投资人只是抬起头，看了看他为北京投资人专门定制的10几页PPT商业计划书，几乎给出了一致的答案——抱歉，这和我们的路子不对。

　　第四天，罗勇林去创业大街对面的昊海楼里买了一本600多页的PHP编程教材后，又回到车库咖啡，坐了一天，作了一个决定:“每天看一页书，几年之后，有了技术门槛，了解互联网后，再来北京找投资。”

　　那时他固执地相信自己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的。

　　如何做好一名冬兵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一些创业者从开始对冬天的恐惧转化到更务实的思考:如何做好一名冬兵。微博、微信流传着清一色的创业者寒冬生存法则。

　　其中，既有理念派:“回归商业本质”;也有务实派:“账上一定要留下6个月的钱，列好核心团队成员名单”;也不乏鸡汤派:“忘记寒冬，坚定信念”。更多的是把三者糅到一起的“综合派”。

　　而对于大部分没经历过季节交替的90后创业者来说，像一只皮毛还不丰满的小北极熊，没有食物，饥饿难熬。

　　郑晓宇遇到了困难，他给纪中展打电话求助。而纪中展的回答是:弄不下去那就别弄。

　　“如果说不弄，我一天能想50个理由。”郑晓宇当时回应说。

　　“不顾一切的创业，害死了一批人。不仅害死了那些创始人，还害死了背后两类人。一类是他们的女人，一类是跟着他们的兄弟。”当纪中展说完这句话，台下的“非知名”创业者鸦雀无声，都齐刷刷地看着台上。

　　郑晓宇的问题超出了他的能力。账上的资金很快烧光了，可同时，他接到一名财务顾问的建议“加紧烧钱，做数据，同时加大公关力度”。

　　他连续两月加大补贴做出了月流水破百万的数据，将个人专访推至优酷首页，点击破百万，他甚至还穿着睡衣登上过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

　　可与此同时，中国股市坐上了惊险的过山车。2015年，上证指数6月创下高位5178点，随后直线下跌至2850点。

　　很快，不论是原本一周五六个主动找上门的新投资人，还是已出投资合约的老投资人均再无音信。

　　郑晓宇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公司一夜入冬了，可他的仓库并无粮草。

　　他向原投资人借了20万元发工资，自己则疯狂加班，每天带队洽谈业务。终于在第三个投资合约被撤销后，在租期将至的办公室，他情绪和身体崩溃，住进了院。

　　在9月的最后一周，郑晓宇为自己安排了60余场约谈，57家表示感兴趣，却没一家积极推进。

　　临近中秋，公司的合伙人用账上不多的钱买了便宜的盒装月饼送给团队和合作方。发月饼时他在进行最后一场谈判，“结果是，把对方聊High了，表示会在20天后休假回来推动，自己风度翩翩地微笑说好”。

　　然后再也没有了然后。

　　“人们追逐的是神话，没人会投一个主动降低估值苦着脸央求你的CEO。”郑晓宇发现捂盘的已经不是自己了。

　　他想到过众筹，在获取了330万元后，选择放弃。“我无法面对那么多个债主”。

　　他向自己的团队提出降薪三分之一的要求。那段时间里，他的合伙人纷纷辞职、结婚、追求梦想、套现离开。

　　一个合伙人要求兑现自己的股份时，郑晓宇用自己的名字给对方写了一张20万元的欠条。

　　团队里的人走了大半，他意识到，自己蹩脚的演技，已经瞒不过他们了。

　　“你会发现你把一个事情当作理想，但最后才明白这件事很酷的只有你自己。”

　　他个人举债已高达百万，感觉就像红军走了2万5五千里，发现还有一个2万5千里等着。

　　走投无路之下，他向创业项目同样遇阻的父亲借钱。这是郑晓宇财务独立后第一次向家里提出要求。

　　拨通电话，他开口要钱。父亲关心了他几句身体状况后说:“好。”

　　投资人不是天使

　　几乎和郑晓宇同一个时候，罗勇林的公司也面临绝境，准备第二次来北京融资。开会时他对团队成员说，“如果我融不到资，大家就都散了吧。”

　　对这个在哈尔滨长大的90后来说，这是他失败的最淡然的一次。

　　他的校园恋爱社交产品2015年4月正式上线后，3个月的时间内积累了4万用户，团队高峰时期近30人。

　　虽然获得了10万元的种子轮投资，可如果无法继续拉到投资，他的创业将再次失败。

　　他手机里攥着100多个投资人的联系方式，依旧无法得到任何资金。

　　他甚至心里默默地把投资人看作是“傻子”，这一切都“太扯了”。可直到和30多位投资人微信聊过之后，他自己逐渐意识到，或许该停下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投资人表达投资的意向，金额达到100万元。

　　这一次，他主动把项目存在的问题说了出来。“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的项目不是用投资来解决问题的，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死掉是早晚的事，我不想浪费自己的青春去坑别人的钱换来光环。”

　　“而且投资人又不是真的天使，不到账的都不是钱”。这一次罗勇林没有用“太扯了”三个字。

　　“新人”与“旧人”

　　“如能在冬天生存下来的熊一定是健硕的。”沸点资本合伙人姚亚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现在他能以低得多的成本进入更好的项目。

　　在给创业者讲课时，他一再强调，创业寒冬是个“伪命题”，资本只是比以往要理性。“这次所谓的‘寒冬’，只不过是经济周期的体现”。

　　“好的猎手”只在冬天出没。从结果上来说，90后创业者从来就没出现在姚亚平的“猎物”榜里。

　　近三四年，资本出现“投资90后创业者”热潮。昔日的IDG中国合伙人李丰，更是成立了号称“一亿美元”的90后投资基金，投资了“脸萌”郭列、“伏牛堂”张天一、“RippleLabs孙宇晨”、“一起唱”尹桑等人。

　　2014年8月，在IDG持续投资多个90后创业项目之后，IDG中国创始合伙人熊晓鸽说，90后创业的时代已经到来，投资和支持他们就等于抢占了行业的先机和制高点。

　　真格基金的创始人徐小平更是提出了:只要不断地寻找Papi酱这样的网红从业者，就能跟上时代。

　　今年的2月3日晚，“一起唱”CEO尹桑发内部信息，表示由于C+轮融资失败，再加上此前采购大批硬件设备，账上仅有的现金已用尽，公司已无法维持员工工资，账面资金与不动产变卖也难以维持全体员工一个月的工资。

　　资本寒冬的到来，大量90后创业者的互联网企业烧钱模式孕生了大量死亡。资本市场也从曾经的“膝盖献给90后”转化成对90后的质疑。

　　1年前，当时风头正盛的90后创业者温城辉告诉纪中展:90后创业者对60后投资人来说，其实还是他们的财富增值、名声增长的一个手段和工具。“90后创业的其实非常非常少能够走出来。”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投资人在用300万投资一家90后创业公司失败后，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抱怨道:“曾经你以为未来是他们的，但那是未来，现在不是。”

　　在洪泰基金AA加速器项目面试现场，一位90后女创始人拿出了自己公司和故宫合作的精美AR作品。一位投资人当面提出了质疑:你的项目只有未来三年，往后呢?女创始人当场哑口无言。

　　而在写投资建议时，那位投资人只说了很简短的一句:“太年轻了。”

　　洪泰基金投资合伙人吴玲伟把90后创业者比作光脚的人，把80后比作穿鞋的人。

　　“创业最好的年纪是30岁~35岁，因为有工作经验，有积蓄。创业经过了思考，一开始选择就是慎重，坚持的就更久。”

　　吴玲伟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光脚的人只会跑，跑到哪算哪，只要跑了就比之前强。而穿过鞋的人会想怎么样让我跑得更快，性价比最高，跑哪条赛道。”

　　我们应该有创业精神，但不一定要有创业行为

　　吴玲伟在面试创业者时，常问一个问题:“如果你失败了怎么办?”

　　如果对方回答“失败了就回大公司去。”吴玲伟说自己一定不会投钱，“觉得没有创业精神。”

　　“创业者一定要有一种执念。创业90%是靠坚持，在不断的试错中去迭代，这绝对不是一次创业能完成。”

　　吴玲伟说:“也许因此变成独裁者、暴君、甚至所有人眼中的疯子、狂想病患者。可执念者一旦成功就是伟大。很多成功者都有执念，就像乔布斯、任正非。”

　　而纪中展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很多人是不应该做连续创业者的。

　　去年，纪中展差不多见了近160位创业者，去了近100家创业公司做调研。

　　他把创业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己去创业;第二类是加入创业公司跟随创业，“对很多年轻人来讲是最好的方式”;第三类是只要有创业精神，在大公司也能创业，做创新性的工作。

　　他发现发展好的公司创始人都在克制自己的聪明，“创业之初聪明一小时，剩下的十年都是用笨工夫，规律如同交警指挥红绿灯一样。”

　　“把你的事情做好，安于现状。”纪中展感叹现在创业的人太多，都想当“带头大哥”，反而让很多的人心乱了，工作干一段时间就觉得自己能创业。“这导致很多公司招不到更好的雇员。”

　　“我们应该有创业精神，但不一定要有创业行为。”纪中展对记者说。

　　他认识一个贵州雷山的90后，用互联网帮村里卖土鸡。当天在贵州宰好，第二天就能送到北京的家。

　　纪中展常去买他家的鸡。尽管这不过是个搬箱子的工作，在他看来却回归到商业的本质——提供价值。

　　“如果所有人都想走精英路线，拿美金上市，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这是很难的。世界上不可能有那么多比尔·盖茨”。

　　他时不时地向创业者推荐各种创业书，“不能提高成功的几率，但可减少失败的概率”。

　　但“创业精神是内驱力，是学习不了的，也是培训不出来的，这是与生俱来的。”纪中展说。

　　再出发

　　罗勇林大学毕业了。因为之前的创业经历，他被一家大的门户网站录取了。

　　可工作后，他有些不自在。“以前至少有权利去改变一些东西，创业带来的不自由是能够忍受的。”

　　他没打算回东北，计划以后做个北漂创业者。

　　他抱怨在东北创业“太费劲”，以前光公司注册就花了一个多月，仅税务部门就跑了不下十次。

　　“做互联网创业最好在一线城市，一些偏远地区的项目到投资那边直接会Pass掉的。”

　　李佳进了一家直播的创业公司，想真正体验一把从0到1，打算再积攒两年经验就辞职，安心做自己的澳州牛肉供应平台。

　　就在不久前，她真正的把前任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前男友给她打电话，咨询互联网运营方面的问题。接完电话，月收入2万的她，意识到自己可以开始新生活了。“我在眼界和收入上已全面超过了他。”

　　当公司的账上只剩下8000块钱的时候，郑晓宇决定把公司停掉。他一个人从公司将用了多年的桌子、爵士鼓……一件一件地搬回了家。

　　他录制完了那首《我创业融了一笔钱》。在歌曲尾声，他唱道:我92的/长得却像28/……你不会想要成为我/想要去做个创业者/不会想要像我在这/唱着这首悲伤的歌。

　　可当旁人问道:“你从失败走出来后，有什么打算?”郑晓宇的语速一下子快了起来。

　　“走出来?为什么要走出来呢?已经死掉的东西就当作没有存在过?不应该让我们的心胸不再狭隘吗?”

　　他打算花两年时间来思考自己的项目，带着公司银行账目的8000元资金和200万元欠款复盘，继续自己“连接世界青年”这个“私人想法”。

　　他说，自己只有这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