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过去的2016年，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经济积极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各项改革措施扎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转变，经济结构日益优化，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盘点起来，这些成绩凝聚在了一个个值得铭记的大事当中。

　　1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

　　【事件】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均保持了6.7%的增速。全年看，中国经济2016年有望实现6.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水平，表现出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总体态势。

　　【评析】“稳中向好”的表现让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特征在2016年进一步显现。2016年中国经济整体表现符合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基本特征，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推进节能减排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条件。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指出，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在世界上仍属于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6.7%左右的经济增速明显高于美国、日本及欧盟等经济增速。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在这个基数上每增长1个百分点，GDP增量就会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于2010年经济增长1.8个百分点的增量。从这个角度看，2016年中国在低迷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中创造了耀眼的经济增长亮点。

　　2 供给侧改革见成效

　　【事件】钢铁煤炭去产能任务提前完成，商品房待售面积持续下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有所回落，前10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同比减少0.24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向扶贫、基建、产业升级等领域倾斜……一年来，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全面推开，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评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作实实在在，“三去一降一补”在部分领域的成果超出预期。综合来看，五大任务取得的初步进展带来了生产和需求领域积极变化增多，市场预期明显改善，投资保持平稳增长，企业效益持续好转等积极因素，为接下来的改革奠定良好开局。

　　香港《大公报》文章指出，与需求侧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相比，供给侧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3 “营改增”全面推开

　　【事件】自2016年5月1日起，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全部纳入试点范围。数据显示，1至11月营改增累计减税4699亿元，全年减税总规模将超过5000亿元，不少企业都将从中得到实实在在的“红包”。

　　【评析】“营改增”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着眼国家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中国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实施结构性减税的重要举措。

　　全国政协委员张连起认为，“营改增”试点是一场硬仗。这一改革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减税效应、完善了增值税抵扣机制，另一方面也改善了市场的金融环境。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减负是尤其重要的，而“营改增”恰恰为降税减费、激发活力、培养税基起到了积极作用。在风险可控、制度公平的环境下，完善“营改增”的具体措施，将为2017年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打下坚实基础。

　　4 G20传递“中国方案”

　　【事件】2016年9月4日到5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中国的杭州举行。针对世界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中国在这次峰会中提出的“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创新发展方式”等一系列对策受到了海内外各界的广泛肯定。“中国方案”日益深入人心。

　　【评析】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唯有合作，方能实现共同发展。因此，让世界经济更加包容，让各国实现共赢，既是道义责任，也能释放出不可估量的有效需求。

　　英国考文垂大学教授尼尔·伦威克评价指出，在中国的努力下，本次二十国集团峰会把可持续发展等关键议题带入国际政治的核心地带，并确立具体目标，促进各方为实施重要的全球性协议采取实际行动。可以说，通过这次峰会，中国为更有意义的国际行动奠定了基础，此前没有任何其他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曾做到这一点。

　　5 国企改革走向深化

　　【事件】2016年以来，国企改革“四梁八柱”拔地而起，国企改革“1+N”文件体系已经完成，“十项改革试点”全面铺开，在瘦身健体提质增效、中央企业重组整合、改组组建投资运营公司、创新发展、国资委转职能严监督以及加强中央企业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评析】国企改革不是简单地通过某些机构调整或行政措施来实现，而是更多依靠市场主体推动、遵循市场规律办事。这无疑有助于改变以往“主体模糊、主体行政化、主体缺位”等问题，做强高效资产、盘活低效资产、淘汰无效资产，使国企更好地服务中国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瑞认为，现在国企改革已经进入到实施阶段，政策的细节也正是在试点中发现的，并做了一些补充和完善，以保证国企改革不至于走偏，同时也回应了社会关切的问题。当然，国企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改革，既要有顶层设计，同时也得有底线思维，需要谨慎。

　　6 自贸区不断扩围

　　【事件】2016年8月，中国决定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

　　【评析】中国设立自贸区的目的，一是通过设立自贸区尝试一个法制化、国际化、市场化营商环境的建设路径和运行模式，创造一个开放经济体系的试验田;二是建设一个接轨国际、贸易自由、投资便利和金融自由化的典型自由贸易区;三是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开放经济模式;四是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认为，从过去几年的实践来看，中国设立自贸区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体制机制建设也有了许多大胆的探索，在一些领域已见成效。第三批自贸区试点诞生，不仅体现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明确取向，也充分表明中国推行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是完全符合自身经济发展实际的。

　　7 人民币“入篮”

　　【事件】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被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储备货币之一。

　　【评析】SDR是一种重要的国际储备资产，用以弥补成员国官方储备不足。在“入篮”之前，人民币某种意义上只是中国的货币。人民币加入SDR，意味着各国央行及很多国际机构都会主动或自动增持人民币资产作为外汇储备。从长远来看，这意味着人民币进一步受到了国际认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政策和审查部门主任西达尔特·蒂瓦里认为，人民币“入篮”是中国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世界对中国持续改革的认可。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更能反映当今世界主要货币的构成，有助于增强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推动更加稳健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从而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人民币“入篮”后，中国也将需持续提高汇率政策透明度。

　　8 外资审批改备案

　　【事件】2016年10月8日，商务部发布《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此后，举办外商投资企业，凡不涉及2015年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禁止类、限制类，以及鼓励类中有股权、高管要求的规定等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企业设立及变更一律由审批改为备案，且备案不作为办理工商、外汇登记等手续的前置条件。

　　【评析】长期以来，中国外资与内资企业存在两套不同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内外资面临不同的税收待遇，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变更存在专门的审批制度，外资准入面临诸多的限制条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客观上要求建立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认为，外资备案制改革采取了“先立主干，再添枝叶”的方式。在还需要继续推进外资三法的修订和统一的《外国投资法》的立法进程情况下，这一改革抓住了关键问题及时重点突破，值得赞赏。

　　9 加强产权保护

　　【事件】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正式印发。该意见从加强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严格规范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等多个方面对产权保护做出了“顶层设计”。

　　【评析】有恒产者有恒心。微观上，产权保护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宏观上，经济主体财产权的有效保障和实现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这份意见对中国产权保护中长期积存的“漏洞”和“死角”给出了明确的解决方案，有助于激发各方面创造力，全面利好中国经济。

　　中国企业联合会企业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缪荣表示，一视同仁地保护各种所有制产权，体现了公平的精神，将对提升民营、外资企业信心起到“定心丸”与“压舱石”的作用。该意见的实施长期来看显然有利于优化各类企业营商环境，避免各地方恶性竞争，政商关系也会更加“亲”、“清”。

　　10 楼市定位明确

　　【事件】在2016年下半年的一系列调控措施后，楼市“限购”与“去库存”之间的关系在年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有了明确的答案。会议指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

　　【评析】在过去，房地产业更多被作为经济增长点和消费热点;现如今，房地产业被定位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民生产业。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今后楼市回归居住属性的明确定位及对策，无疑将为今后房地产市场乃至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带来深远的积极影响。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表示，过分强调住房的投资属性，则会损害其居住属性。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要集中精力，把主要社会资源和能力投放到改革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上来。在这个阶段，强调住房的居住属性，就是为了避免追求虚拟的住房价值而把过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