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晚，在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中，上海复旦附中高一女生武亦姝夺冠。

　　此后，我们为什么要读古诗词，以及该如何读古诗词，一直被热烈讨论。

　　学者杨早在文章中引用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一张纸条上文字，那时，他因科场舞弊案被判了斩监候，关在杭州的监狱，还曾将一部木板印的《唐宋诗醇》寄回家中。书中夹有一张字条，是写给樟寿（鲁迅）诸孙的——

　　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肖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

　　这是周介孚对于子孙如何读诗的“训导”，今天来看，依然有些道理。

　　《中国诗词大会》之后，各大出版社也纷纷贴出各自的“诗词之书”，如何选择，自然因人而异。

　　这里，推荐学者陆远的文章，从中可以读到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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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风看了几集“中国诗词大会”，脑子里浮现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中国人马茂元先生（1918-1989）。一个是美国人波兹曼先生（Neil Postman，1931-2003）。

　　马茂元是什么人？

　　就我所知，马茂元可能是整个二十世纪背唐诗背得最多的学者。学生传闻他能背两万首，有人专门问过他，老先生很羞赧地说，不到一万，不到一万。那一代的老先生都谦虚。

　　一万首是什么概念？

　　三百年前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扬州奉旨编《全唐诗》，整个唐朝三百年，搜集的总数也不超过五万首，马先生一个人能背五分之一！这个不奇怪，马先生生长在安徽桐城，他的祖父是三百年来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最后一个大佬马其昶（1855-1930）。马茂元活了七十岁，从四五岁跟着祖父念诗背诗，一辈子跟古诗打交道，时间超过一个花甲。

　　论记忆力，大概整个诗词大会的选手加在一起，也不见得比得上马先生。但是马先生要是参加诗词大会，能不能得奖呢？我估计不会。

　　为什么呢？

　　马先生去世以前，那个波兹曼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据他说，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本质，就是一个单词：“娱乐”——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诗词大会的本质，就是一个电视秀，是一个娱乐。一个最需要内在体验和感受的文化活动，却需要通过一个最紧张、最激烈、最刺激、最锱铢必较的方式来吸引眼球——这一点，恐怕一辈子摇头晃脑的老古董马先生不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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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没有资格去批评诗词大会——无论从什么角度说，在看似日益多元，实际日益苍白的电视秀场上，这个节目都堪称一股清流。

　　我只是想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古诗、背古诗？

　　据我观察，整个春节期间，受诗词大会影响最大的那一群人，叫做“中国家长”。更有意思的是，中国家长价值观的代际对立，在这里得到了最戏剧化的体现。

　　望子成龙的高中生家长会怎么说：“参加这个比赛有什么用？能给你高考加分吗？你看看你班里的排名!你要真有本事，语文拿年级第一啊！在市里省里排个名啊!自以为是!半桶水晃得老高!生怕全中国不知道你知道这么点破玩意吗!你能上一本吗!你看看你数学多少分！”。

　　与此同时，一定还会有很多更年轻的家长，立刻买一本《唐诗三百首》，让刚上幼儿园或者小学的孩子立刻背起来。

　　你看，问题来了。跟所有花几万块把孩子送去学钢琴、学英语、学画画，然后自己等在教室外用手机斗地主的家长一样，他们都觉得，“唐诗宋词？那是小孩子学的吧？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因为最需要补上唐诗宋词这一课的，恰恰是这些父母。这倒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逼着“大人”装模作样地去背诗，而是说，在一个现代社会去读读古诗古文，目的恰恰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做一个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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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说他特别欣赏小老弟黄庭坚的一句话：三日不读书，则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什么叫“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看看这个时代最流行的标题：“贱人”、“穷逼”、“绿茶婊”……像苍蝇一样爬满日渐华美的手机屏幕。这些粗鄙的语汇，自然而然挂在嘴边，堂而皇之印在书上，宣泄的是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戾气，共同构成了时代精神的低俗气质。

　　我并不是说，说脏话就是粗鄙，也不是反对某些约定俗成的新词，只是，所有流行的语言，其实就是时代的投影。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时代，便有什么样的词语，时代的性质塑造了词语的面目，反过来，词语的流行将改写时代的风貌，甚至会支配时代史的书写。

　　在这个“粗鄙时代”读古诗，未必对现实生活有直接影响，但至少可以让我们体验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这种“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则无疑是现代精神的本质。

　　从这个意义上，诗词大会上那个“满足了对才女所有想象”的武亦姝姑娘当然值得大大点赞，更令人称叹的却是两个不起眼的选手：普普通通的淮南民警王纪波和重病缠身的形态农妇白茹云。

　　唐诗宋词与他们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交集，他们的物质处境也不会因为多背几首唐诗宋词有任何起色。他们对古诗词的热爱，跨越了阶层、教育、家庭、文化环境这些外在的社会要素，完全顺从内心，发乎本真。辛弃疾有两句诗：一松一竹真朋友，山花山鸟好弟兄。在心灵的世界里，这两个小人物，是两个活庄子。

　　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生活态度与互联网精神是同质的——《长尾理论》的作者安德森（Chris Anderson，他现在是3D Robotics机器人联合创始人）说，互联网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让你发自内心地去追求自己真正喜爱的东西，因为不管你的爱好多么怪咖，互联网都可以帮你找到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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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翻译家王佐良先生（1916-1995）曾经编选过一本英国散文名篇《并非舞文弄墨》，其中选了英国医生托玛斯·勃朗（Thomas Browne）著作《医生的宗教》（Religio Medici）中的一篇。

　　其中有一句，勃朗写道：我不是一棵植物，离开了园子就不能繁茂。我无论到何处，无论在哪条子午线下，我都在英国。在这一小段的页脚，王先生特别加了个脚注，只有九个字：

　　李白：不知何处是他乡。

　　这九个字，简直是神来之笔！一位8世纪的中国诗人和一位17世纪英格兰国教徒，在这短短的三两行字里，仿佛跨越1000年的时空，在进行一场精神对话。

　　互联网时代的达人们，特别喜欢说一个词叫“迭代”。按照所谓的“迭代理论”，在现代社会，越传统的东西折旧率更高，被取代的速度应该更快。但有意思的是，一直到今天，总有一些农业社会与慢生活的文化产物——无论李白、杜甫、陶渊明，还是荷马、乔叟、莎士比亚——总还是被人一遍又一遍地提及。去年是莎翁和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中英两国几十台传统大戏，几乎场场满坑满谷！

　　为什么李白、杜甫、莎士比亚从不会被“迭代”？因为他们凝聚的是一种文化得以维系的基本价值观和认同感。越是现代的社会，这种认同就越显得弥足珍贵。

　　刚去世的英国学者约翰·伯格（John Berger）说过，一个被割断传统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选择、自由行为的权力，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传统之中的民族和阶级。

　　文化传统这个东西很复杂，它是一套价值，是一些观念，是一系列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套具有公众性的仪式，对文化的感受和传承都需要一套礼仪，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式微，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找不到“中国”了，那么，回望一下传统，或许是个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