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刚过去两个多月，周有光、冯其庸、杨祖陶、郑孝燮、霍松林、夏传才、牟永抗等文化名家先后辞世，也引起大众的关注。但人们忙于缅怀他们的生平事业、学术思想，而常常忽略他们身后留下的宝贝，那些手稿、书信、藏书、藏品到底有怎样的未来，很多还是未知数。

　　近5年来，去世的文化老人为数众多。记者最近调查大家的手稿、书信等遗物的整理情况，发现因疏于整理、保存以及整理难度大等问题，很多大家的手稿等都面临被埋没的危险。抢救文化大家留下的珍贵遗存，可谓迫在眉睫。

　　罗哲文家存数万张照片

　　非常珍贵却至今未整理

　　北京安贞里一套普通的住宅里，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曾在此居住30余载。他已逝世5年，但家中仍旧保持了其生前的样子，一切都未改变。

　　罗哲文一生四处考察，亲自摄影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他留下的照片多达数万张。在罗哲文家里，这些照片一张张紧贴在一起，看起来已很难揭开。一摞摞厚厚的照片，分别堆放于书柜里、走廊过道的柜子里，还有的码在纸箱里，更有很多照片藏在连罗哲文家人都不知道的地方。

　　从表面看去，照片大部分是黑白的，也有彩色的。用于标注的纸条插进照片缝隙，早已落满了灰尘，字迹颜色也已黯淡。罗哲文生前对这些照片进行了分类，纸条上写着各种地名加以标注，如丽江、青城山、广元、岳阳、湖南凤凰城、贵阳开阳、卢沟桥、陵墓、绍兴新昌等等，还有波士顿、意大利、新加坡、瑞士等。但也有不少纸条上标注着“待分”。

　　这些数量惊人的照片，从未有人整理过。另外，罗哲文晚年用数码相机拍摄的大量照片，也是个未知数。罗哲文夫人杨静华说：“我不是搞这方面工作的，隔行如隔山，罗哲文的事情不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他留下了多少照片。”而罗哲文之子、著名书法家罗杨去年刚退休，他说之前忙于工作，根本没有时间整理，接下来他计划先将照片清点一下。

　　罗杨透露，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基金会、北京出版集团都曾提出要整理、出版这些照片，但罗杨和母亲都担心不懂行的人会弄乱，更担心照片运输途中会有遗漏。罗杨盘算着，至少先把照片清点清楚，再和有关部门、单位进行具体合作。

　　杨静华老人知晓这些照片有多珍贵。她回忆道，1969年，罗哲文曾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劳动；1972年开始，湖南马王堆汉墓陆续发掘出来，由于发掘文物都处于真空保存状态，急需有人拍照，而罗哲文因摄影方面深得恩师梁思成真传，于是相关部门将其紧急召唤了过去。但当年马王堆汉墓的照片是否就藏在家中，杨静华也不清楚。

　　罗哲文拍摄的大量照片，同样为业内所关心。“罗哲文真正留名的该是这些照片，这是他最大的贡献。”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说，这些照片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古建筑与文物保护、抢救的重大事件、珍贵细节。

　　面对眼下如此尴尬的局面，杨静华也是有苦说不出，“罗哲文生前从来就没个助手，也没个秘书，没人能帮助他。”她说，罗哲文曾经努力想找一个助手，但未能实现；如果当初能有个助手，情况或许要好不少。

　　周汝昌珍藏书信尚未面世

　　留下众多诗词未整理出版

　　走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生前的家，到底未能成行。周汝昌先生于2012年5月去世，其女周伦玲诚恳地说，即便来家里也看不到什么了，她父亲留下的书籍、手稿、书信、研究资料等基本上都捐出去了。

　　周汝昌的手稿、书信等，于2014年正式捐赠给了恭王府。之所以做出如此决定，一是因为1953年周汝昌出版了其代表性著作《红楼梦新证》，在该书第三版补遗中，他认为恭王府及后花园是《红楼梦》大观园遗址。为了更好地保存这项考证成果，他还与恭王府合作，录制了专题片《芳园筑向帝城西》。二是恭王府缘于周汝昌的著述观点，打算要为周汝昌建立一个纪念馆，并于2013年5月与周家达成捐赠协议。“我们也老了，整理父亲的东西很不现实。父亲要活着，他也会为我们的决定感到高兴的。”周伦玲说。

　　周伦玲透露，周汝昌留下的东西最后装了六七十个大塑料箱。其中包括许多珍贵信札，像胡适写给周汝昌的六七封信，还有张伯驹、徐邦达、启功等名人写给他的信，以及周汝昌一生精心收藏的老师顾随的百余封信。“当年我们生活条件不好，但从没想过用这些东西来换钱。”周伦玲特别强调。

　　周汝昌留下的手稿数量很大，前期手稿是繁体的蝇头小字，有的是草书，有的是铅笔字但快没色了，还有他的一些英文稿，这些都不易辨认。此外还有很多碑帖，上面都有许多题跋与批注。周伦玲说，到了晚年，父亲的字更是重叠且笔画不全，无法辨识了。“整理起来很艰苦，肯定有的整理不出来了。”

　　而关于那些捐献的藏书，都是周汝昌当年一本本淘来的，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它们看起来外观不漂亮，但每一本书周汝昌都精心写有题跋。晚年他视力大减，还会时常让子女把“唐诗宋词”从床底下的箱子里翻出来，让他们念给他听。

　　周汝昌的重要遗存已捐出去两年多了，但至今手稿整理没有具体进展，纪念馆也没有下文。

　　家里还有他留下的众多纸片，家人还是不舍得扔。周伦玲如今就在一张张破烂纸片上，进行着仔细辨认。她发现那些写在日历上、纸片上的，竟然有不少父亲创作的诗词，还有写了半截的文章。周汝昌写过大量诗词，但直到今天也从未出过一部诗集。周伦玲计划把藏在日记、信件、文章里的诗作搜集、整理出来。她遗憾地说，父亲给友人写过的信中就有不少诗词，但当年的友人都老了，或者早已故去，想找寻到所有的诗作根本不可能。

　　即便设法找到了，字迹的辨认也是困难重重。不久前周伦玲就将父亲的一篇文章交给一家报社发表，文末缀有诗，编辑审阅后说，这诗的韵脚不对呀。于是通过邮件发去截图，大家费了半天劲猜来猜去，才算有了答案，“很多时候，我经常就把他的字辨认错了。”周伦玲说，自己不懂诗词，这对她来说是很艰巨的事情。由此也可想象，那些捐献给恭王府的手稿等，其整理难度有多大。

　　大家手稿待抢救并非个案

　　及时整理靠好助手与机构

　　事实上，许多大家的手稿长期处于疏于整理状态，已成普遍现象。《梁思成传》作者窦忠如发现很多老先生去世后，家里都保持原样。他到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家，桌子上还摆着北京人头盖骨的模型，而贾兰坡留存的资料长期未能得到整理。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福春也证实，老诗人牛汉于2013年9月去世后，其书信至今没有整理。在牛汉生前，刘福春编辑《牛汉诗文集》时，曾打算收入上世纪50年代牛汉与夫人的通信，这些书信曾于牛汉1955年入狱后被没收，平反后才归还。刘福春回忆，2009年他拿到了这批书信，准备着手整理，但牛汉认为出版并不合适，结果这批书信的整理也就此搁浅。

　　不仅如此，已过世的黄苗子、王世襄、史树青、郑孝燮等等大家，都留下很多东西，但因后人无暇整理或整理难度大等原因，手稿等就一直堆在家里。

　　面对如此局面，窦忠如解释，一代大家手稿未能整理，一方面是因不少老先生的家学没有得以延续，家属无人能承担整理工作；另一方面，由于相关部门的重视度不够，很多老先生都没有助手。刘福春则认为，手稿、书信整理很复杂，谁来整理、怎么整理都是问题，整理者不仅要认得字，还要涉及繁体字、异体字以及纠错等问题，这是很多人都难以应付得了的。“一代大家的手稿整理，或多或少都面临这些问题。现代文献整理有规范性，但至今都少有人提。”

　　记者经过调查还发现，因为种种原因，一些名家的珍贵手稿、信札甚至已流散。草婴于2015年10月去世，其女盛姗姗透露，草婴上世纪五十年代翻译的《一个人的遭遇》，八十年代翻译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以及一些中短篇小说译稿，一直没能找到。《复活》《安娜·卡列尼娜》译稿当年交给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由出版社交付给印刷厂，从此下落不明。盛姗姗听说这两部手稿没被扔掉，还在某人手里。她热切希望手稿持有者在看到本报报道后，赶紧与她或相关部门联系，尽快归还父亲的手稿，“这些手稿也将会捐赠给国家。”

　　无独有偶， 著名古典文学专家霍松林今年2月在西安辞世。令霍松林家人意外的是，其签名本图书、手稿、信件等，已在网上卖得火热。如霍松林1989年为终南印社写的文章售价5000元， 写给中华诗词学会办公室的信件，以及他写给学生、好友的信件等，平均一页信纸售价至少800元。霍松林的藏书签名本，在网上至少有几十本在售，最贵的大约400元一本。霍松林之子霍有光说，父亲生前寄往编辑部、出版社的手稿、信件等都未退还，因一些单位管理不严格，有的手稿流入了市场。其中一部分流入市场的藏书，则是2005年霍松林捐赠给陕西师大后，竟然被学校当破烂处理掉了的。

　　调查还发现，名家手稿整理及时、完整、规范，与相关单位的重视，和名家生前就拥有好助手、好帮手都不无关系。侯仁之先生于2013年10月辞世，手稿、手绘图等文献的搜集、整理已历时7年，目前还在有序进行中。侯仁之女儿侯馥兴说，北京大学专门成立了侯仁之采集小组，北大老师、硕士、博士等参与整理的人员，前后共有十余人。

　　而去年辞世的杨绛先生的手稿整理，在其生前就委托助手吴女士帮助完成。年逾八旬的吴女士学养很高，将庞杂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在杨绛去世后，她依旧完成了相关后续工作。吴女士介绍，杨绛去世一周年之际将办展，届时杨绛手稿也将展出。

　　眼见大家的身后麻烦事成堆，当然也会有一些睿智老头儿、老太太趁活着赶紧做出决断。95岁的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已陆续将他的信札全部出版，其珍贵藏书也已捐献。他说，就怕自己走了以后，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会变成一笔糊涂账。

　　记者手记

　　大家手稿不可再生

　　不能变成一笔糊涂账

　　文化大家留存的手稿、信札、藏书等，对于研究其生平、学术思想、为人治学、艺术造诣等方面，都有极珍贵的文献价值，这一点不言而喻。

　　但事实是，不少大家生前年事已高，精力有限，而身边往往都缺乏助手、帮手，很多手稿、藏书、信札就胡乱塞到床底下、柜子里、纸箱里，根本无暇顾及。何况有的大家突然离去，其生前只求清净独立工作，对身后事没有交代，其留下的手稿身藏何处，数量多少，就如同谜团一样，难以破解。

　　不仅如此，一些单位对于名家手稿、信札、藏品管理不善，造成一些手稿、信札流失，让其在民间交易市场异常活跃。编辑部、出版社有严格的编辑流程等各类制度，但对作者手稿不仅不退还，而且一直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多年前的“宽松”，如今却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这对大家手稿的整体保护、研究也带来了巨大损失。

　　面对这些现象，周伦玲提出了建议，她认为对于有成就的老学者，尤其是那些纯学者，国家应多给予关注，生前应配备助手或学生，身后应对其著作抓紧整理。窦忠如也呼吁，为已退休的大家配备助手要形成机制、要成为标配。此外，严格的手稿管理制度也要成为一些单位、机构的标配。

　　文化大家离去后，其老家政府、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等都会纷至沓来，提出收藏手稿、信札的种种要求，有的家属往往顾及各方，但手稿也就散落四处，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家属如果能选择档案馆、图书馆等可靠机构进行整体性捐赠，不失为上乘之举，这对大家的全面研究将是极大的利好。如同当过十多年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馆长的霍有光所言，“只有国家能够保留，其他任何人都保留不了。”但不可忽视的是，国内目前还缺乏成熟的名人手稿、收藏捐赠机制，家属捐赠是否适当给予经济补偿、奖励等，尚缺乏细化的措施，这也挡住了不少家属的脚步。

　　但无论怎样，文化大家的手稿、信札将越来越成为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其文化价值、文献价值不可估量。保护大家手稿，就是为民族留下时代印记和文化记忆，不能再任其自生自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