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带动周边发展”

　　国家中心城市处于城镇体系的最高层级，也被称为塔尖城市。

　　按照中规院的设想，国家中心城市对外要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对内则是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中枢，是国家综合交通和信息网络的枢纽，是科教、文化和创新中心，具备引领、辐射和集散功能。

　　中规院为什么要提出国家中心城市这个概念?李晓江曾解释说，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城市的竞争，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非常发达的中心城市，这些中心城市的作用往往超出了区域和国土。

　　“比如纽约、伦敦、巴黎，它们在国际金融、贸易等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全球都有重要的影响力。”李晓江说，“中国是不是也要建设一批在国家和区域拥有强大的辐射带动能力的中心城市，能代表国家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由此提出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综合室主任贾若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一般而言，城市都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投入产出效率比较高的地方，区域性中心城市更是所在经济区内投入产出效率最高的地方。

　　“通过建设中心城市，可以促进生产要素向重点区域集聚，从而实现此经济区内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贾若祥说，强化中心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还能促进生产要素在经济区内的顺畅流动，推动国家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的转变。

　　此外，规划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也被认为是缓解大城市病的一剂良药。李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有20年左右的时间，还有3亿人要进城，将来城市如何发展?如何布局?这些都需要有顶层设计。

　　2015年12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重庆出席一个论坛时曾表示，“十三五”期间，将加速发展一批中心城市，承担全国性的功能，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节点。“中国要解决北京这样特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10个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才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治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由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产生了很强的虹吸效应，区域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只有形成更多的经济增长极，才能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同时缓解一线大城市的压力。”刘治彦说，“国家提出创建国家中心城市，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

　　在中规院的方案中，国家中心城市应该具备五大功能：综合服务功能、产业集群功能、物流枢纽功能、开放高地功能和人文凝聚功能。

　　从这些功能中不难看出，作为塔尖城市的国家中心城市，除了需要具备强劲的综合实力外，还应该能够起到引领、辐射作用。

　　“我们平时所讲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是从城市个体出发，以城市的收入水平、城市房价等重要指标为参照，讨论的是个体对城市的印象。”李晓江说：“但是我们讨论国家中心城市，强调的是它带动区域发展的能力，它在区域中的引领辐射作用、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

　　发挥对城市群的引领作用、促进城市群协同一体发展，被认为是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意义。今年两会期间，住建部部长陈政高在谈到国家中心城市的作用时说，一句话概括就是“要带动周边发展”。

　　李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筛选国家中心城市?中规院有一套严格的评价指标体系，会对城市的各方面进行综合评估。评估的内容包括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文化竞争力、进出口贸易、创新能力、交通条件、资本支配能力、国际化程度以及所在的城市群的地位，等等。

　　“一句话，不是一个单一的评价标准。”他举例说，有些城市人口规模很大，但地理位置不具中心性；有的地理条件很好，但经济实力不强；有的经济实力很强，但辐射带动作用不够……这些都不能成为国家中心城市。

　　在众多评价指标中，李迅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城市职能。他说，“国家中心城市要发挥的职能是在完成国家战略的过程中，起到支撑、服务、辐射、带动作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已有8座城市被认可为国家中心城市，但这种“认可”还只是一种愿景。“国家希望它们能够朝这个方向努力，起到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作用。”刘治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最后能不能成，还要靠它们自身的努力。”

　　经济实力是一道门槛

　　为了入选国家中心城市，相关城市可谓是用尽了浑身解数。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杭州市原市长张鸿铭在两会期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透露，去年他们得知国家正在规划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消息后，就立刻跟有关部委联系、汇报，希望能入选。

　　2016年8月，浙江省发改委和省住建厅在联合印发的《浙江省新型城市化发展“十三五”规划》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杭州要充分利用举办G20峰会和亚运会的契机，扩大全球影响力，全力打造国际化门户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争取创建国家级中心城市。

　　西安则把全力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作为今后五年的战略核心，写进了该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的报告中。

　　把争取创建国家中心城市作为目标，写进市党代会报告的还有长沙、郑州、宁波等城市。厦门则在刚刚结束的市第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全力加快跨岛发展，着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今年2月，山东省对外发布了《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2030年)》。在规划中，山东也提出，山东半岛城市群全面对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做优做强济南都市圈和青岛都市圈，支持济南、青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与这些城市相比，更早提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是武汉。2013年，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武汉远景发展战略专题研讨会上坦言：“到2049年，武汉将成为中国中部中心，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心城市，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发挥辐射引领作用，实现大武汉的全面复兴。”

　　从那个时候开始，武汉就在方方面面对标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这几座国务院明确赋予了全国性城市职能定位的城市。而在武汉的追赶计划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工业倍增计划，大力发展经济，提升武汉的经济实力。

　　2013年，工业倍增计划实施的第三年，武汉经济总量首次突破9000亿元，同比增长10%，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4，仅次于广州、深圳、成都，与成都的差距缩小至不到60亿元。

　　经济实力被认为是竞争国家中心城市的一道门槛。不难发现，参与竞争的这些城市，基本上都位于GDP排行榜的顶端。2017年，中国大陆有12个城市迈入了“万亿GDP”的行列。其中，除了苏州外，其他11个要么已经被赋予了国家中心城市的称号，要么是入选的大热门。

　　刘治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经济实力虽然不是入选的唯一标准，但却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如果你自身的经济都不行，怎么去带动辐射周边地区?”他举例说，有些城市区域条件很好，比如广西北海按理应该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但经济一直发展不起来。

　　除了经济实力外，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也是一些城市竞争的焦点。

　　在所有的竞争城市中，地处西北的西安经济实力相对较弱。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宝通认为，限制西安做大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城市规模。

　　“环顾我们周边的4个国家中心城市，重庆合并了原万县、涪陵市和黔江地区；成都通过不断撤县设区，16年来城区版图扩张了近三倍；武汉原本就包括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郑州以前比我们小，但它是全国第一个开放农民工户口的省会城市。2015年，郑州人口达到近千万人，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位列第6位。”张宝通认为，这些城市都比西安大，比西安强。有人口，有规模，吸引力就强，招商引资事半功倍。

　　为了突破这个瓶颈，今年初，陕西省委决定将原本涵盖西安和咸阳两市区域的西咸新区，交由西安代管。此举意味着，西安在短期内一次性增加了上百万的人口规模，总面积也一举超过了1万平方公里。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市市长上官吉庆在两会期间就这一话题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他说，西咸新区交由西安代管，不仅有效拓展了西安的发展空间，使西安真正拥有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大体量和大格局，也奠定了西安加速追赶超越发展的坚实基础。

　　有竞争 ，就有失败者。去年，国务院批复《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支持武汉、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决定，让同样位于中部地区的长沙深感失落。湖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唐宇文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此，一些同志出现悲观情绪，认为长沙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泡汤了。

　　“对城镇体系的规划，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规院副院长李迅说，即便这次没有入选，也不代表将来没有机会。同时，他认为，每一个城市的禀赋、职能不一样，没必要都去争国家中心城市。合肥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与武汉、郑州、长沙一样，合肥也是位于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近几年，合肥经济发展迅猛，增速甚至超过了其他3个城市，但一直没有参与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

　　合肥市委书记宋国权在两会期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合肥的城市定位是长三角城市群的副中心城市，而不是国家中心城市。

　　安徽省政府办公厅2月12日发布的《城市工作“五统筹”实施方案》也印证了宋国权的说法。在这份方案中，安徽提出“力争合肥、芜湖、蚌埠市纳入国家区域中心城市，争取黄山市纳入全国特色中心城市”。事实上放弃了这轮国家中心城市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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