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全集》出版了。

　　从2010年动议，到2016年成书，历时六载。

　　《丰子恺全集》浓缩了三代丰子恺研究专家的心血，也见证了出版人俞晓群及其团队“梦寻丰子恺”的过程。

　　2009年初秋，俞晓群由辽宁出版集团副总裁调任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社长。

　　俞晓群回忆，动念出《丰子恺全集》缘于2010年6月与学者陈子善的小聚。席间，谈起丰子恺作品，陈子善说：“丰子恺先生的东西很多，大部分都出过，但《丰子恺全集》还未出。我可以帮助你们联系。”

　　正是陈子善的牵线，让俞晓群代表海豚出版社和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达成出版意向。

　　2011年，俞晓群组建团队。

　　2013年初，海豚出版社与杭州师范大学美育与文化传播协同创新中心联合成立《丰子恺全集》编委会，丰一吟、陈子善担任顾问，陈星担任总主编，陈建军担任文学卷主编，刘晨担任艺术理论、艺术杂著卷主编，吴浩然担任美术卷主编，杨子耘、杨朝婴担任书信、日记卷主编，瞿红担任附卷主编，其他编委还有俞晓群、朱显因、叶瑜荪、宋雪君等。《丰子恺全集》的责任编辑是梅杰。

　　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丰子恺全集》拥有国内丰子恺研究领域最强大的专家阵容。

　　但一路走来，历经不少坎坷。

　　总主编陈星： 随着全集出版，丰子恺研究进入第三阶段

　　2013年1月，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陈星教授被聘请担任《丰子恺全集》总主编。

　　陈星是丰子恺研究专家，出版过《丰子恺评传》、《丰子恺年谱长编》。他为人坦率，俞晓群后来撰文回忆，第一次开编委会，陈星就当他面说，没听说过海豚社，你们能行么？

　　在俞晓群看来，这位总主编在开始工作后，表现出极强的把控能力。

　　国内第一部《丰子恺全集》

　　2013年3月31日，《丰子恺全集》在杭州召开第一次编委会。会开了两天，明确了《丰子恺全集》的出版内容、编委人员。

　　同年相隔四个月，《丰子恺全集》在杭州又召开第二次编辑工作会议。会后不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丰子恺全集》纳入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的增补项目。

　　陈星的记忆里，在2013年到2015年8月间，围绕《丰子恺全集》的编辑工作会议进行了五六次。

　　“在编辑过程中，编委会是报以非常严肃的学术态度在做这个全集，这里面涵盖了很多参与者的学术奉献。它是国内第一部《丰子恺全集》，尽可能最大限度收了丰子恺的作品，过去文集当中很多没有收的、漏收的，最大限度地补齐了。”

　　陈星所在的杭州师范大学与丰子恺先生所求学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属一脉，其前身都是光绪三十二年创建的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而杭师大的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简称为弘丰中心），也是中国高校中唯一开展弘一大师（李叔同）、丰子恺研究的学术机构。

　　《丰子恺全集》的整理工作历时四年，对于专家们而言，准备工作却在多年以前。

　　陈星被认为是丰子恺研究的第二代领军人物。他清晰地记得，1982年他开始写丰子恺的论文，去找丰一吟，“那个时候的场景我还历历在目，丰一吟兴奋啊，终于有人研究我父亲了。1982年丰子恺刚平反不久。”

　　弘丰中心成立于1997年。成立之前的前几个月，陈星去了趟台湾，当时他咨询那边的知识分子对这两个人的看法，他至今记得其中一人跟他说，这两个人物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可爱的男人，是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淘汰的。

　　“丰先生太可爱了，他作品的童心，对世间万物的关爱、同情，他希望不要带太多功利心去看待艺术，要纯真地表达，真心地流露。”

　　回看自己三十五年的研究路，陈星更以学者的眼光来理性看待他的研究对象。

　　“香港的卢玮銮（明川）曾经许下三个愿望，要编《丰子恺全集》、写《丰子恺评传》、编《丰子恺年谱》，但她这三个心愿都没完成，突然宣布不研究丰子恺了。”明川告诉陈星，随着她对丰子恺研究的深入，她不忍心拿着一把解剖刀一层一层地去解剖丰子恺。

　　“不管怎么，在他那个时代，能够像他那样真率和具备一颗艺术的心灵，已经很难能可贵了。”

　　陈星在《丰子恺全集》总序一文中如是评价丰子恺的随笔作品：“丰子恺的随笔，善于选取自己熟悉的生活题材，取其片断，以自己的所感，用最朴质的文字坦率地表达出来。在朴质细微乃至接近白描的文字中，倾注了一股真挚而又深沉的情感，同时又不乏哲理性的文句，很容易打动读者的心灵并引起共鸣。”

　　陈星认为，丰子恺漫画的独特价值，并不在于他绘画的笔触、技巧有多纯熟，而在于他在绘画中将书法的笔意、文学的修养、漫画的功夫和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及感受全部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而这是后人所难以企及的。

　　而全集中对于丰子恺漫画的收录范围，经过多次讨论，编委会决定仅限丰子恺生前发表、编订过的作品，私人收藏和亲属收藏作品并不收入。陈星解释，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扰乱绘画市场，引起人事纷争。

　　告诉大家一个完整的丰子恺

　　作为总主编，陈星也非常清醒地知道全集还有一些遗漏，“在我们几次开编辑会议的时候，大家都提出这个问题。这几天，还在不断地发现丰子恺的东西。只能说，《丰子恺全集》是迄今为止收录丰子恺作品最全的全集。” 陈星的建议，今后有遗漏，大家都留心存着，今后在适当的时候出一本补遗卷，“我的想法可能在三年到五年之间出一本。”

　　陈星认为，除了学术意义之外，《丰子恺全集》告诉大家一个完整的丰子恺，“从全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更真实的丰子恺。”

　　陈星以艺术理论与艺术杂著卷为例，认为它有对丰子恺艺术与艺术教育作为一个重新评价的价值。“艺术杂著卷收了很多很多丰子恺轶文，对丰子恺艺术思想发展的脉络有一个更有规律的寻找，通俗的话来说呢，研究丰子恺艺术和艺术教育的，通过阅读全集，可能可以有很多新的题目可以写出大部头的学术著作。”

　　丰子恺辞世四十余年，他的艺术魅力持续升温，在陈星看来，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民众在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的时候，丰子恺会受到更多的追捧。“他通过艺术教育达到人生艺术化，他一直是做这个主张。”

　　随着《丰子恺全集》的推出，丰子恺研究将有一个新局面。陈星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丰子恺的历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文革”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初是第一阶段，少数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在抢救丰子恺的文献，竭力推出丰子恺，推崇他的学术价值、文化价值。

　　20世纪90年代《丰子恺文集》的出版，开启了丰子恺研究的第二阶段，研究者们有大量材料可以进行分析研究。

　　随着《丰子恺全集》的推出，丰子恺的研究将进入第三个阶段，比较真实、客观、扎实的研究开始了。

　　文学卷主编陈建军： 就我个人而言，已用了洪荒之力

　　在文学院一间清静的小教室里，《丰子恺全集》文学卷主编陈建军聊起了全集出版幕后的故事。

　　作为武大文学院教授，陈建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出身，他当然读过丰子恺的作品，但研究的兴趣点不在丰子恺上。梅杰是他的学生辈。“他知道我对查找史料，特别是在辑佚方面有些经验，所以把我拉到里面去了。”陈建军回忆说，梅杰起初并未说要出全集，直到2013年成立《丰子恺全集》编委会，他才正式受邀担任文学卷的主编。在此之前，他已做了一些工作，编了一套《缘缘堂书丛》，收录了不少新发现的散文、日记、书信等作品。

　　虽有《丰子恺文集》在前，但陈建军编辑的文学卷，除新增六七十篇佚文，还遵从了一个全新的体例。

　　“《丰子恺文集》基本上就是打散的，文章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排，而我不打散作品，以单行本为主体，以初版本为底本，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若有重复收集的文章，则保留目录，以存目的方式处理；不曾入集的文章，也按时间顺序排列，组成集外文两卷；诗词、小说、儿童文学作品最后单独放一卷。我觉得这可以保留作品的原貌。”

　　保留作品原貌，这是陈建军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不仅是单行本的整理与排版不能随意改动，民国时期的那种用字、标点符号的习惯也要保留。他说：“这是尊重作者、尊重历史，也是尊重读者的一种表现。”另外，相较于文集当中大量的注释，陈建军在文学卷中则十分慎重地从一个读者角度，针对其中的方言，参考丰一吟的注释，有重点地进行了加注。“觉得有必要的就加，但是不要加太多的注。”

　　自担任文学卷主编以后，陈建军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怠慢。“就我个人而言，已用了洪荒之力，对得起丰子恺和他的家人。”他坦言，尽管如此，全集的出版，他仍觉得有两大遗憾。

　　“肯定失收了一些作品。”陈建军说，有很多线索表明，丰子恺逃难到广西、贵州的时候，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过作品。他托了很多人去找，可都是民国时期的东西，又没有缩微制品，只能一期期报纸去翻，量很大，实在无从下手。全集出版后，他又发现了《新年试笔》等数篇佚文。

　　全集不全，全集难全，这是一个遗憾，也是正常现象。让陈建军更觉遗憾的是，他没有搞汇校。

　　“编全集不是一个纯技术性的工作，实质上是有学术含量的，你的编辑意图里应该体现你学术方面的一些思考。如果做了汇校，这个全集会更有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陈建军直言，没做汇校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虽然丰子恺文学作品的量不大，只有上百万字，但有的作品版本太多，很难找全；其次，对所有版本进行汇校，工作量十分巨大，以他个人的力量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去完成，精力不够。

　　编完文学卷，陈建军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丰子恺取得的艺术成就、文学成就，跟当前对他的研究是不对等的。当前的研究大多专注于丰子恺的生平事迹、漫画、书信、日记等，真正深入研究其文学成就的不多，专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而全面系统研究丰子恺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一个作家为什么没有引起读者、学界的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本身的著述没有很系统地整理出版。相信这一次全集的出版，会推动丰子恺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在陈建军看来，这也是此次全集出版比较重大的意义。

　　艺术理论艺术杂著卷主编刘晨： 最大限度尊重原貌，保留其文献价值

　　2013年，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晨，接下了《丰子恺全集》艺术理论艺术杂著卷主编的担子，“我没想到体量大到这种程度，花了这么长时间。”

　　《丰子恺全集》艺术理论艺术杂著卷共12卷，大概250万字，占全集文字总量的60%左右，分为美术、音乐和艺术教育三部分，共收录丰子恺27部著作，188篇集外文。除此之外，还收录了由丰子恺之女丰一吟提供的未刊油印本二册3种，主要是丰子恺1939年4月至6月在广州宜山浙江大学所讲授的“艺术教育”和“艺术欣赏”的讲义。

　　“过去，我看得最多的是丰子恺的文学作品，没想到他的艺术理论和艺术杂著作品这么多。”刘晨自2008年加入弘丰中心，丰子恺的研究也做过一些，但没有这么全面。

　　《丰子恺全集》之前，有关丰子恺艺术理论和艺术杂著收纳最全的是七卷本的《丰子恺文集》，其中艺术卷四卷，约150万字。“我们尽可能做到完备。全，就是全集的价值。这与文集、选集不同，后者更注重内容价值，编者都有自己的选择标准。”

　　此次，主要收录了丰子恺的著或述，或者虽然是丰子恺编，但他加了很多编译和注解，能够反映丰子恺艺术观点的，都尽可能收录。纯编的部分没收。另外，历年陆续发现的佚文，刘晨也作了最大程度的增添。

　　“不轻易改动，最大限度地尊重原貌，保留其文献价值，这是我的编辑宗旨。”其实，这也是讨论最多、争议最大的部分，“乐谱要不要重新打谱，翻译要不要改用通译，要不要注释，配图要不要用原图。比如，当初出版时，引用了一幅名画，现在我们肯定可以找到更清晰的图片，是否更换。”经过多次会议讨论，才最终确定了现在的编辑标准。

　　“全集有文献价值。如果改动过大，个人特色、时代色彩都会受影响。”刘晨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对明显错误的，小处订正，大处按照原文或者原意再加注。

　　在版本选择上，她尽可能选择初版本。“全集的文献价值是其很重要的部分，很多初版本，大家不一定看得到，通过全集，保留初版本的原貌，这也是全集的价值所在。”全集的文献价值，是做文献研究的刘晨屡次提及的。

　　丰子恺各类著述，版本很多，她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各个版本，甚至去旧书市场淘。艺术理论艺术杂著卷用图很多，所有的图、谱都是采用原图，也就是早期出版物，特别是初版本用图，“当时的印刷水平不高，图的效果很差，清晰度不够。尽量使用初版本，有时效果太差，只能各个版本中选择。”

　　三年多的编辑，刘晨说困难重重。

　　丰子恺艺术理论和艺术杂著的庞大体量让刘晨吃惊，同时，查证丰子恺作品中的引文原文，困难也很大。“丰子恺在写作时，有直接引用原文的习惯，在文学艺术理论中引用处处可见。”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有些是丰子恺直接从日本人的著作转引过来，遇到引文，刘晨都尽可能查证外文原著，“引文非常庞杂，有些时间也比较久远，寻找外文原著很困难，很多都是请在国外的朋友帮忙，辗转查找。”不仅引文，还有翻译，虽然尽可能保持原貌，但很多刘晨还是会加注说明或者订正，“大多是民国初的翻译，有些甚至是日本翻译转译过来的，多少版本下来，错误比想象的多得多。”

　　在编辑过程中，除了保留原貌，刘晨对一些明显的误指，或者有争议的部分，逐字逐句编校，“全集还是有其校译价值的。”

　　“文献方面尽量完备，体例尽可能严密，编校尽可能仔细，但做完依然发现，总有错漏，心里永远没有底。”这或许是刘晨最大的遗憾了。同时，她也很遗憾，丰子恺一些纯编辑集，因为体量太大，没办法在全集中收入，“有些他编的内容，其实还是很有价值的，未来，可以在这方面作一些增补。”

　　三年多的编辑工作，辛苦之外，刘晨觉得幸运，“能参与《丰子恺全集》的编辑，非常有意义。”更幸运的是，这些编辑工作，与她的研究方向，互相促进，“无论是丰子恺的研究，还是民国艺术教育期刊、艺术文献学研究，都有促进。”

　　美术卷主编吴浩然： 遗泽后世，岂可鱼目混珠

　　吴浩然新搬的工作室在闹市，二楼却意外的安静。

　　喜欢丰子恺，研究丰子恺，学先生的画，编先生的书，甚至追随先生的脚步，以著书、画画为生。关于丰子恺，尤其是绘画，吴浩然熟稔于心。出版全集，他当仁不让，成了美术卷的主编。

　　事实上，早在十年前，丰一吟就有出版《丰子恺全集》的想法，并让吴浩然开始着手准备。“当时京华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漫画全集，而之后又不断发现了他的画，丰一吟老师一直都在收集和整理。后来她年纪大了，就把所有的资料交给了我。我继续收集整理。”吴浩然回忆说，2008至2010年齐鲁书社曾出版过两套他编写的丰子恺的“缘缘丛书”，很多人觉得丰子恺的东西很好，不出一套全集实在太可惜了。

　　2010年，陈子善和俞晓群到丰家谈论出版《丰子恺全集》事宜。“当时没有人愿意出全集，出全集经常不赚钱，丰一吟当场就答应了。”

　　从商定到全集正式出版，时间长达6年，但吴浩然美术卷的编辑时间并不长。“这些资料我一直都在整理，并不是说要做全集我才开始做。倒是后来要出版的时候又拖了很久，因为所有画的颜色我都去看过，设计公司在北京，印刷厂在东莞，我去待了好几天。”吴浩然直言，出一套全集很难，丰先生涉及的领域又异常宽广，尤其是美术卷，排版、颜色、格式、体例都需要仔细推敲与协商。

　　画的大小、画的底色、画与下面字的间距、同题画作的取舍、画的排列顺序……诸如此类细节，很是繁琐。但吴浩然头疼的不是这些，而是市面上言之凿凿却真假难辨的“子恺漫画”。

　　子恺漫画曾风行一时，模仿者、冒名者不计其数。当前私人收藏的丰子恺的画，吴浩然基本都已掌握，但这些画是真是假不便确认，目前尚未有专业的权威的鉴定机构可以鉴定。尤其是拍卖会上出现过的一些作品，一不小心就会栽跟头。

　　“对于目前市场上的一些画家作品，编书时究竟怎么取舍，是个很严肃的社会问题。不仅丰子恺，其他的著名画家也是一样。《丰子恺全集》出版后肯定是有分量的作品，把好作品关是首要前提，决不能鱼目混珠。”这是吴浩然在收集整理丰子恺漫画过程中一贯的原则。他认为，收画入全集，更当慎之又慎，尤其是漫画，否则很容易扰乱绘画市场，也会引起人事纷争。全集50册，美术卷占了一半，共收录丰子恺美术作品6000余幅（组），包括漫画、插图、装帧、连环画、速写等。经过编委会多次讨论，最终确定其漫画的收录范围，仅限丰子恺生前发表、编订过的作品，私人收藏作品一律不收。“假画防不胜防，每一张图都是我在电脑里放大了看过的。”吴浩然如是说。

　　“在整理丰子恺年表的时候，发现每天都有他的文章和画，量十分巨大。很多以前的旧杂志，里面其实还有他的画，只是没有精力去翻。有些即使找到了，由于以往的纸张和印刷质量较差，达不到出版要求，印书时也只能放弃。”虽然全集已经出版，但吴浩然收集整理子恺漫画的工作仍在继续。

　　与历史上出版的众多全集一样，《丰子恺全集》也不可避免地有争论，有不足，有遗憾。吴浩然最大的遗憾，在于书的装帧。

　　“我个人感觉目前全集的封面和我的设计思路不太一样。”在吴浩然看来，丰子恺是一个新美术主义者，画作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以前先生为自己作品设计的封面都很有特点，全集的装帧设计也可以做得更贴近他的作品。“毕竟他是一位艺术家，有别于其他的文学家，所以风格上应该让人一下，甚至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丰子恺的东西。”

　　“我一开始是喜欢他的艺术，后来是喜欢他的人。”吴浩然始终认为，“丰子恺对我的影响是直抵心灵的。”“我觉得丰子恺受人尊敬，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有一颗博大的心。抗战时期，许多人来拉拢他，许他高官厚禄，那时他一穷二白，却并没有动心。”吴浩然说，如果当时他做了官，现在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丰子恺了。“我也是受他影响，崇尚自由，也在按照他指引的方向，走著书、画画的路。”

　　书信日记卷主编杨子耘杨朝婴：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让我们终身受益

　　《丰子恺全集》书信日记卷共两卷，由丰子恺外孙杨子耘和外孙女杨朝婴编辑。

　　杨子耘，生于1953年，是丰子恺大女儿丰陈宝之子，退休前曾任上海译文出版社校对科科长。

　　杨朝婴，生于1951年，丰陈宝之女，退休前在上海交响乐团艺术档案室管理档案。

　　二十五年前，他们的母亲丰陈宝和小姨丰一吟合编《丰子恺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他们清晰记得母亲和小姨自带干粮到徐汇区藏书楼抄资料的情景。

　　“那时候条件艰苦，不能扫描，拍照也很少，都是手抄的。我母亲的驼背就是那时候落下的。”杨朝婴对母亲和小姨严谨的工作态度非常敬畏。

　　他们这次编《丰子恺全集》书信日记卷就以《丰子恺文集》为基础，广收佚文，详加注释，仔细校对。

　　书信日记卷的书信部分共收录丰子恺致家人的书信195通（新收集到26通），致广洽法师书信200通，致友人书信345通（新收集到30通），总计740通（共新增56通）。

　　本卷所收书信始于1928年，止于1975年，历时近半个世纪。

　　新增的书信主要是陈建军发现并提供的，还有从全国各地搜集到的。杨朝婴说，书信日记卷快编辑完成的时候，她杭州的表弟媳发现杭州市图书馆收藏一封丰子恺致弘一法师的信，她拜托表弟媳拍照并发给她。

　　陈建军发现的书信，收入海豚出版社出版的“缘缘堂书丛”之《子恺书信》。

　　书信日记卷收录丰子恺1938年写的日记65篇，1939年的日记156篇，1940年的日记19篇，共计240篇。日记部分的编辑以《丰子恺文集》和陈建军编辑的《子恺日记》（海豚出版社2013年9月版）为基础，新增日记36篇。这36篇均是陈建军发现的。

　　“到目前为止，已知丰子恺的日记主要有四种，即《教师日记》、‘避寇日记’、‘避难五记’和‘黔桂流亡日记’。这36篇是‘避寇日记’。”陈建军说。

　　他在《关于丰子恺的日记》（发表于2013年10月《博览群书》）一文中写道：“这组日记共有36则，约两万字，发表在黄埔出版社编行的《黄埔》周刊上。”

　　丰子恺素无写日记的习惯，抗日战争爆发，战火烧到桐乡石门，他率亲族逃难，开始写日记：

　　廿六（1937）年冬，倭寇以迂回战突犯石门湾。吾仓促辞缘缘堂，率亲族十余人徒手西行。辗转迁徙，至廿七（1938）年夏而始得安居于桂林之两江。在途已逾半载矣。此半载之中，生活诚不平凡。每于舟车旅社之中，抽闲记录，得五篇：曰《辞缘缘堂》，曰《桐庐负暄》，曰《萍乡闻耗》，曰《汉口庆捷》，曰《桂林讲学》。日记之习惯盖自此养成。（《教师日记》原序 重庆万光书局 1944年6月版）

　　“丰子恺所作散文几乎都是浅近的白话文，而他的日记则多属于文言之作，他把日记当小品文来写，后来他的很多文章也是根据日记改写。这一有趣的现象，值得深入探究。”陈建军还强调，丰子恺遗留下来的日记，是后人了解其抗战期间一段时间内真实生存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日寇侵略中国、逼迫我国民众背井离乡四处逃难的有力见证。

　　杨子耘和杨朝婴利用两年多的时间编完《丰子恺全集》书信日记卷。他们在字里行间，发现“外公的人品没话说”，他的宽容、善良和责任心等让他们深深折服。

　　“弘一法师提倡‘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教育观，我外公把它作为座右铭。这句话也让我们终身受益。”杨朝婴说。

　　责任编辑梅杰： 《丰子恺全集》浓缩了三代丰子恺研究专家的心血

　　2011年2月，受俞晓群召唤，梅杰进京，担任《丰子恺全集》的责任编辑，“社长让我负责出版《丰子恺全集》”。

　　在《丰子恺全集》推出之前，《丰子恺文集》是丰子恺研究、阅读、教学的底本。而文集出版之后的近二十年里，丰子恺的佚文不断被发现，丰子恺的研究也出了不少新的成果。

　　梅杰的思路是在出版全集前，先适度呈现丰子恺佚文，他向出版社提出五年出版计划。“《丰子恺全集》必须打持久战，我于是提出了‘以书养书’的思路。”

　　《丰子恺全集》项目正式启动后，丰一吟将多年收集的丰子恺佚文交到海豚社。“得此契机，陈建军教授也发现了一些丰子恺的佚文、书信、日记等从未公开的资料。2011年至2012年，吴浩然陆续将收集到的丰子恺漫画寄来。”

　　梅杰的思路得到了社长俞晓群的认可和支持。

　　从2013年初开始，海豚出版社开始有计划地推出《缘缘堂书丛》（16种）、《影印版丰子恺漫画集》（32种）、《丰子恺散文精品集》（8种）、《丰子恺谈艺录》（20种）等大型套系，原汁原味地呈现了丰子恺的漫画集。截至目前，《缘缘堂书丛》《影印版丰子恺漫画集》《丰子恺散文精品集》共计56种全部出版完毕，《丰子恺谈艺录》的首二种《音乐与人生》《绘画与文学》也陆续出版。

　　梅杰表示，丰子恺的散文生前以“缘缘堂随笔”著称，但以此名义问世的只有《缘缘堂随笔》《缘缘堂续笔》。作者晚年手订《缘缘堂再笔》《缘缘堂新笔》的目录，但从未出过单行本，根据手稿目录，海豚社第一次推出了单行本。

　　“这些收集的佚文、书信、日记等从未公开的资料，以及我们参与出版的丰子恺漫画集等图书，为《丰子恺全集》的整理与出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出版丰子恺作品的过程中，梅杰感受到丰子恺的世界好大，“漫画、散文，艺术教育、翻译，他的每一个世界都值得我们进行挖掘”。但与此同时，他感受最深的是来自资金和市场的压力。“做丰子恺的书会贴本吗？海豚出版社内部也有质疑。”

　　而海豚出版社申报《丰子恺全集》的国家出版基金并不顺畅。

　　“从2010年开始申报，前后至少三次，直至2013年8月才被通知纳入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的增补项目里。以此为基础，2014年，海豚出版社再次正式将《丰子恺全集》申报2015年度国家出版基金。”

　　作为《丰子恺全集》的责编，梅杰全程参与编委会的编辑工作会议。“《丰子恺全集》以原刊本或初版本为底本，仅对其中个别明显的误植、别字等作了订正，其余一仍其旧，包括标点、异体字等，都不轻易作改动。集子还充分吸收了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根据丰一吟所提供的资料和其他研究者的发现，增添了上百篇丰子恺集外佚文，以及日记、佚诗和上百通佚简。

　　对于丰子恺作品在社会上的热度，在梅杰看来，丰子恺被誉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美术作品，都透露着一股浓郁的文人精神和气息。“这种文人精神和气息，完全来自丰子恺的生命，已经成为丰子恺的日常生活和艺术生命的内核。这种生命状态，是丰子恺给当今艺术家树立的一个标杆，具有模范和启示作用。即使是普通读者，也可以从他的潇洒风神里领悟生命的真谛、生活的美好。”

　　（注：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吴浩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