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阜新海州露天矿,海州露天矿曾是亚洲最大的机械化露天煤矿,现在资源枯竭已被建成工业遗产主题公园。供图:阜新矿业集团公司

　　一个昔日的纳税大户,为何“贡献”了全市76%的社保缺口?

　　一座设计可采50年的矿井,竟然只使用20年就“寿终正寝”?

　　一家本已“枯竭”的破产煤矿,咋能换个“马甲”开采至今?

　　一户已经“空壳”的国有企业,还能孵出上百个“子子孙孙”?

　　一个缺乏优势的日用纺织品行业,如何突破南方同行“围剿”?

　　一个投资245亿元的能源项目,居然尚未竣工就卡了“壳”?

　　一项精心论证的产能扩建工程,缘何投产之日就是亏损之时?

　　一个慢得像“蜗牛”一样的产业,也能成为城市转型新支柱?

　　请看,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连续3年对东北三座资源型城市的深度调查。

　　资源枯竭、结构单一、体制僵化,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三大“拦路虎”,在为数众多的资源型城市中表现尤为突出。

　　2015年以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连续3年跟踪观察辽宁阜新、吉林辽源和黑龙江鸡西等煤城经济转型,试图从经济增长、产业变迁和国企改革等视角,探寻这三座资源型城市破解“资源诅咒”的突围之道,可为更多资源城市选择转型路径提供参考。

　　上篇:长与短

　　昔日“长板”为何变“短板”?

　　因煤而生、因煤而兴、因煤而衰,仿佛是这三座百年煤城的宿命。昔日成就这里繁荣与辉煌的煤炭资源,已经深陷成本畸高、储量殆尽的双重枯竭之中。自2001年阜新市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首个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试点”,随后几年又与辽源市一道,先后被列为“东北4个”“全国首批12个”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试点。

　　与阜新、辽源因储量锐减造成资源“长板”变“短板”不同,仍有60亿吨原煤储量的鸡西,由于产业链条短、综合成本高等原因,也已深陷经济危困之中。2015年,鸡西煤炭行业税收贡献仅有5亿元,根本无法支撑这个180多万人口的城市经济。以至于在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才会赫然列入“经过不懈努力,我市被纳入国家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范围”的“成绩单”。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煤炭市场波动如同“过山车”,既有一路高歌的“黄金十年”,也有量价齐跌的产能过剩。这三座煤城中受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当地的大型国有煤矿——阜新矿业集团、辽源矿业集团和龙煤集团鸡西矿业分公司。

　　这些素以当地经济增长、税收收入和社会就业“顶梁柱”自居的大型国有煤矿,在产能过剩、市场低迷的冲击下,更是“短板”中的“短板”,饱尝困厄之苦与转型之痛。

　　“谈过去豪情满怀,看今天唏嘘不已。”在去年的一次座谈中,辽源矿业集团副总经理张敏,向记者坦言企业已深陷困境:一线职工平均欠薪3个月,有的单位已经半年不开支了；既提供不出足够岗位转岗,也拿不出足够的补偿金实施分流；拖欠养老、医疗保险的“窟窿”没钱补,费力卖出一点煤却收不回钱,资金周转非常困难。

　　阜新矿业集团的日子似乎更糟。2015年,全集团营业收入一下子减少30个亿,利润总额由正变负。去年更是雪上加霜,由于无煤可采,本地7座煤矿关闭了6座,2.8万名职工面临转岗分流。

　　该集团一位财务负责人透露,2016年阜新市76%的社保缺口,来自于这个多年的纳税大户,形势逆转如此之大,令人猝不及防。

　　重压之下,国有煤矿被迫突围自救。在过去两年里,阜新矿业集团分别降薪40%和35%,大批裁撤地面机构和岗位,仅2015年9-12月,集团在职处级干部人数就减少16%,科级以下干部由6159人减少到2818人,一些基层干部不得不去端盘子、打扫卫生。

　　辽源矿业集团打破“穷人雇保姆”的习惯,从前年起陆续裁减劳务用工。龙煤集团鸡西矿业分公司为了给富余职工找活干,几年前组织员工“走出去”在外地寻求托管煤矿,为民营企业当起了“服务生”。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煤炭市场遭遇“寒流”,曾导致大批煤矿工人下岗。十多年后,当降薪和欠薪沦为常态的困局再现,人们不禁诘问:“转型转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市场遇冷又会重蹈覆辙呢?”

　　“都怪‘黄金十年’煤炭市场形势大好,‘资源依赖症’复发,转型说得多做得少!”采访中,亦有政府官员和煤矿职工如此反思。

　　尽管这些煤城已宣告资源枯竭,国有煤矿产量曲线却一度箭头向上,与“黄金十年”市场走势高度拟合:阜新矿业集团2001年原煤产量826万吨,2011年增至1210万吨,随着市场下滑产量跳水,2015年又降至771万吨；辽源矿业集团2000年原煤产量300多万吨,2009年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并连续保持4年,2016年原煤产量降至611万吨,本地产量仅为142万吨。

　　据阜新矿业集团一位中层干部回忆,当时煤价持续走高,很多矿井都开始搞扩能改造。以1997年建成投产的艾友矿为例,当时核定年产能90万吨,2003年扩能改造后年产量高达200万吨以上。然而,这座最初设计可开采50年的矿井,2015年因资源枯竭正式闭坑,开采不到20年竟寿终正寝了。

　　坐落在全国首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阜新矿业集团也曾陆续规划了一些发展接续、替代产业的方案,包括开采油母页岩、采掘加工油砂、新建坑口电厂、开发玄武岩新材料等。

　　“这些项目要么没有推开,要么进展到一半就退出不干了,目前仅留下一座投产3年尚未盈利的膨润土厂!”阜新矿业集团董事长刘彦平向记者坦言。

　　鸡西矿业分公司前些年也搞了瓦斯发电、煤矸石制砖等产业,由于项目规模太小,对产业转型的支撑作用微乎其微。辽源矿业集团以矿用水泵、煤炭机械等转型项目为重点,大多围绕煤炭主业生存,开拓外部市场的成效并不理想。

　　为解决本地煤炭资源枯竭的短板,从2005年起,阜新矿业集团进军内蒙古,在白音华地区取得逾十亿吨煤炭资源,成建制转移了数千名煤矿职工；辽源矿业集团相继建成内蒙古金宝屯矿、长春龙家堡煤矿,还在云南、贵州等地拿到了煤炭资源。

　　与“资源依赖症”相伴,这些国有煤企在经济效益好时不改革,不但加剧了转型的难度,也错过了低成本改革的窗口期。以阜新矿业集团为例,由于产量上升、效益向好,企业用工总量一路攀升,从2007年4.6万人增长到2012年5.6万,人员增长22%以上。

　　“地面人员多、辅助岗位多、管理干部多,真正能下井干活的矿工还不够用,搞不好就会顾此失彼!”提起这两年的转岗分流,集团工资处处长李威一筹莫展。

　　2012年,辽源矿业集团下属煤机公司宣布破产,1000多名职工被有偿解除劳动合同。他们提出必须以“破产重组、重新上岗”为前提才同意,企业无奈只能照办。

　　在阜新采访,记者还听说这样一则“改革”故事。2005年王营子矿因资源枯竭实施政策性破产,获得一大笔国家补贴资金,用于安置补偿下岗职工、偿还部分债务等。破产后,集团对王营子矿的剩余资源进行重组,上千名矿工用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参股,成立了员工持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几年后,阜矿出钱买下了员工股份,混合所有制企业又重新变成国有独资公司。职工在拿到一笔补偿金后,又重新变回国企职工身份,只不过煤矿换了个“马甲”,由王营子矿改成了阜新恒大煤业公司。

　　在东北的很多煤城,这种被群众讥讽“一枪好几个眼儿”的假改革现象,早就成了当地公开的秘密。有人质疑,前些年国家重视困难煤矿,既给资金、又出政策,为啥折腾了“一溜十三遭”,很多改革又都回到了原点。

　　记者观察:转型莫当“寒号鸟”

　　在小学课本中,有一则关于寒号鸟的童话故事。一只羽毛漂亮、歌声嘹亮的寒号鸟,做事拖沓、盲目乐观,不到寒冬不垒窝,最终没有逃脱被冻死的命运。

　　全国政协常委、原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曾直陈:“东北一些国企在上一轮改革中,困难重重时‘改不动’,日子好过时‘不想改’,经济下行时‘想改不敢改’。”这将部分国有企业在转型中的“寒号鸟”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曾几何时,煤炭行业迎来“黄金十年”,大批国有煤企市场红火,产销两旺,进入难得的改革窗口期。但这些地方和企业,仍深陷“不到寒冬不垒窝”的观望之中。

　　表面上看,一些国有煤企患上了“资源依赖症”,但深究下去,恐怕还是“体制依赖症”在作祟。由于没有形成与市场充分对接的体制机制,没有真正获得独立经营、自主决策的市场主体地位,这些企业很难建立转型的主动性、责任感,频频坐失良机。

　　相对于这些煤矿城市而言,资源枯竭只是个时间问题。“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和日渐枯竭的煤炭资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体制碰撞,不仅加速资源递减、产业衰落,还会诱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挑战。转型阵痛之大,绝非简单给政策、投项目和下指标所能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