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光明。中国经济以实际表现打破了各种“唱衰论”。当前，我国经济仍处在结构调整的过关期，这也是我国由中高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期。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把握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和继续做好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如何正确认识“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保持战略定力、排除各种干扰，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本期观察版刊发几位专家的文章，对此进行探讨。

　　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取得巨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发展理念正确指引下，我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近5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步伐不断加快，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不断积聚，增长的包容性和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更加明显。

　　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2013—2016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7.2%，大大高于同期世界2.5%和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就业形势稳定，城镇新增就业连续4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稳定在5%左右；价格涨势温和，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2%。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保持2%左右的通胀率和5%左右的失业率，是世界各国梦寐以求的宏观调控目标。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6.9%，增速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4%；二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95%，为2008年以来最低，经济向好态势更加明显。随着经济发展持续向好，我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影响力显著提升。2016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比2012年提高3个百分点以上；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0美元，接近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过去4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以上，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

　　结构调整稳中有进，经济质量效益提升。消费持续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4%，稳居“三驾马车”之首。服务业持续较快发展，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达54.1%，服务主导的经济特征更加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明显快于传统产业，2016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达到32.9%和12.4%，比2012年提高4.7和3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16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4%，比2012年末提高4.8个百分点。节能减排成效显著，201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2年下降17.9%。结构调整深化促进了经济质量效益提高。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为201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财政收入增幅达9.8%，为2013年以来同期最高。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新动能不断壮大。近年来，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旧动能有序转换，新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科技创新取得重大突破，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通信、载人深潜等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涌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创新指数名列全球第二十二位，比2013年提升13位，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排名第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蔚然成风，2014—2016年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超过4400万户，其中新登记企业1362万户，年均增长30%。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网络购物快速增长，平台经济、分享经济、协同经济等新模式广泛渗透，线上线下融合、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方兴未艾。

　　四梁八柱性改革框架基本确立，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全面深化改革扎实推进，5年来采取了1500多项改革举措，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局面，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在2016年超额完成钢铁、煤炭去产能目标任务的基础上，到今年6月末，钢铁去产能5636万吨，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煤炭去产能1.11亿吨，完成年度目标的74%。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得到更好发挥。稳步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营改增等税制改革成效显著，2016年5月至2017年6月直接减税8500多亿元，实现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化，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稳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国有企业聚焦主业开展专业化重组，国有资本布局不断优化，国企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步伐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加快落地。

　　高水平对外开放呈现新格局，我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持续提升。5年来，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进出口贸易由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2016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保持在11%以上，2012—2016年服务进出口年均增长8.1%。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规模均创历史新高。2013—2016年，我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4894亿美元，年均增长3.1%，利用外资结构进一步优化；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915亿美元，年均增长21.6%。我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持续提升。近年来，我国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等重大主场外交活动，习近平主席多次在重大国际场合发表重要讲话，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民生事业持续推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12—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4%，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已连续7年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精准扶贫成效卓著，2013—2016年累计脱贫5564万人。在财政收支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民生投入继续增加，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2016年，全国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超过1000亿元；提高低保、优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为1700多万困难和重度残疾人发放生活或护理补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保持在4%以上，免除农村贫困家庭学生普通高中学杂费，全年资助各级各类学校家庭困难学生8400多万人次；增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实现大病保险全覆盖；等等。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

　　毋庸讳言，我国经济仍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除了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还有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风险有所积聚、一些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民营企业投资活力不足等新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会在加快改革发展中得到解决。过去5年，我国已经积累了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既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也是未来克服风险挑战、解决矛盾问题、继续做好经济工作的着力点。

　　用新常态的大逻辑研判经济形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以新常态的大逻辑研判经济形势，才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作出正确判断。应该看到，经过近40年持续发展，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产业体系完整，基础设施完备，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提高，消费结构升级、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等孕育巨大市场需求，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也不会变。同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缓慢，我国外部需求出现常态性收缩；国内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的传统动能日渐式微，亟须培育增长新动能。因此，必须下大力气使我国经济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更多依靠深化改革、加快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来推动发展。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无论是解决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老问题，还是解决结构性失衡、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积累、民间投资活力不足等新问题，都必须更新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手段，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其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核心要素。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制胜要诀。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动力。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就能不断补齐发展短板、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只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解决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畅通经济循环，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当前，应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动我国经济顺利步入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发展阶段。

　　（作者祝宝良，为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

　　中国经济前景光明

　　自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换挡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声音不时响起。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0年达到4561美元，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2016年超过8000美元，明显超过中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但离高收入国家尚有差距。可以说，我国当前正处于由中高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期。在这一时期，正确认识“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和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对于保持战略定力、排除各种干扰、顺利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具有重要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最早提出的。该报告指出：相对于更穷或者更富的国家而言，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较慢。之后，“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受到了政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

　　究其实质，“中等收入陷阱”更多的是一种统计现象而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其主要含义是一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会面临一些与该发展阶段相关的特殊困难：与低收入国家相比不具有低劳动成本优势，与高收入国家相比缺乏创新和技术优势，因而在全球竞争中可能处于劣势。具体面临的问题可概括为三方面：第一，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本具有优势的低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第二，创新能力不足，发展动力减弱；第三，收入不平等加剧，经济活力下降。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阻碍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甚至使其长期陷于发展停滞。

　　认为中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论据是：从1960年到2008年，在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3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但这样一个统计结果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因为其固然可以说明众多中等收入国家受到“中等收入陷阱”困扰，但同时也说明并非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都会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行胜于言。中国经济增速不仅长期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而且近年来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采取切实措施缩小收入差距，保持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这显然与“中等收入陷阱”所描述的发展停滞状态大相径庭。事实上，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数据层面、无论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只要能够保持中长期中高速增长，中国必然会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跨国比较和计量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表明，4%的中长期经济增速就足以支撑我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我国经济的实际增速要高得多。我国经济增速已连续8个季度保持在6.7%至6.9%的区间。大多数研究认为，我国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间仍可维持6%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速。

　　国际比较研究表明，有效应对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特殊困难、进而顺利迈入高收入阶段需要具备一些特殊条件：稳定的政府；市场取向的经济政策；高质量人力资本；保持对外开放；不出现社会动荡。这几个条件，中国显然全都具备。

　　可见，中国未来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无多大悬念，更值得研究和关注的是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时间。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是尽早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为此，首先应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不为各种“唱衰论”所左右。其次应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长期持续发展提供良好制度保障。再次应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提高技术进步贡献率及全要素生产率。最后应深化对外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发展。

　　（作者刘诚、冯明、钟春平，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积极塑造引领性发展

　　巩固和扩大我国经济发展向好态势，赢得更加光明的未来，需要积极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

　　塑造引领性发展，是由当前我国经济地位决定的。改革开放后，作为现代化的追赶者，我国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大力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吸取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基于本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我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贸易、投资、科技、教育、文化大国，在世界现代化征途中的位置已经从跟跑转变为并跑、领跑。这意味着我国的后发优势正在减弱，继续发挥后发优势的经济环境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先发优势逐渐增强，已经具备了塑造引领性发展的条件。积极塑造引领性发展，才能更好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塑造引领性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需要。各国发展实践表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调整。例如，韩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其人均专利数量是当时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而巴西处于中等收入水平时，其人均专利数量只有当时世界平均水平的1/5。创新能力不足，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主因。这启示我们，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塑造引领性发展。

　　塑造引领性发展，应引导和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积极推进战略转型，注重培育和发挥先发优势，集中资源重点发展能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成为相关产业的领跑者。优化产业结构，培育良好产业生态，加强各产业的协同配套和集成，实现产业发展新跨越，培育强劲经济增长新动能。

　　塑造引领性发展，应掌握新技术源头。只有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垄断壁垒，进入技术发展前沿，才可能从技术标准的遵守者和跟随者变成制定者甚至主导者。与模仿和学习追赶阶段相比，引领性发展阶段的基础研究及产业化过程往往要经历更长的时间、增加更多的投入、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付出更艰苦的努力。这就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扎实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性研究，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掌握新技术源头，就不会受制于技术路径依赖和技术先行者的技术控制，就能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塑造引领性发展，应在产业核心技术和核心产业环节上获得国际竞争新优势。通过培育和发挥先发优势实现引领性发展，将会与原有技术垄断者发生激烈的研发投入竞赛、技术标准竞争和产业市场竞争。这种技术创新竞争，我国企业还没有高密度、大规模地经历过。我国企业要在这样的激烈竞争中由跟跑者变成领跑者，需要改变过去长期存在的技术依赖，在精准、大量、密集、高效的技术研发及产业化中建立自己的技术标准，进而努力主导国际标准制定，掌握发展主动权，增强国际竞争力。

　　（作者刘志彪，为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