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殿

　　浩瀚的馆藏珍贵典籍，精美绝伦的佛教造像，丰富多彩的壁画唐卡……无数珍宝的蕴留，让布达拉宫折射出独特的文化光芒与魅力，它也因此被誉为“世界屋脊的明珠”。

　　很多人并不知道布达拉宫到底有多少间房、多少扇窗，正如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件珍宝一样。宫外之人眼中的布宫，壮丽且神秘；而宫内之人年复一年地不断探索着、创新着、发现着，与文物的对话从未停止。

　　手写档案与黑白胶片

　　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期维修，给布达拉宫带来了太多重要转折。转折不只发生于建筑本身，其中的文物珍宝，也迎来了一次新生。

　　由于这次维修涉及布达拉宫的内部建筑结构，陈列在殿堂与库房中的文物，就需要在维修时迁出。为了把所有的文物做好登记装箱，并在维修时按照殿堂施工顺序集体搬迁，文物登记组成立了。文物保管员丁长征，就成为这项任务的负责人。

　　“之前由于专业知识不够，觉得文物保护就是‘看家型’，认为只要把眼前的文物守住，别丢失，别损坏，就是文保工作者该做的了。”布宫一期维修带给丁长征的改变，算得上是天翻地覆的，记录、保护、抢救、研究……每一个细节工作，都十分复杂具体，“我们是离这些成百上千年的珍宝最近的人，如果出现疏漏，就是愧对历史。”

　　殿堂的维修工程开始的那天起，丁长征每一刻都如履薄冰。因为这也意味着布达拉宫有史以来最浩大的文物搬迁与登记工作，也随之启动了。“当年的文物登记组，算上殿堂里的僧人和文保所的工作人员，只有6个人，我们要完成整个布达拉宫所有文物的搬迁和登记。当时的原则是，哪个殿堂需要维修，就提前记录里面的文物，然后装箱、迁出，等修好再迁回、按记录陈列。”

　　他的脑海里至今还能浮现搬迁文物时的一幕幕。“殿堂结构修缮好之后，文物就要回归原位，原本以为，依照古人的建造智慧，佛龛能一节节地拆开，就也能把这些编好号的部件按拆开时的顺序重新安装回去，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第一个佛龛在拆开后，他们用了好多天、询问了好多人才安装上。

　　而最费力气的，是大型佛像的搬运。“通常是用海绵保护，然后用哈达捆绑固定，之后再搬。”但一尊高1.6米的护法神像，让文物登记组的工作人员们全犯了难，“它是泥塑的，很重，而且有很多手臂，十分脆弱，既扛不得也抱不得。”于是他们在佛身底下垫了块木板，再用绳子一点点挪动，“为了搬它，足足12个人一起上阵。”

　　登记文物则是费神。虽然布宫的文物大多数都有史料登记，并且在上世纪60年代时有过档案记录，但全部都是藏文的，登记组的工作人员们在核对这些资料时还发现，很多文物并没有登记在册，“之前的人们只挑觉得重要的文物做了登记，而且记录得非常简单，只有寥寥几个字的标注，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取。”为此，他们要承担的工作任务就又增添了一项——重新登记入档。

　　查资料、写编号、量尺寸、称重量、断年代、注名称、拍照片……布达拉宫的首部藏汉双语文物档案，就在这个过程之中逐步完成。“那时候我每天都觉得时间不够用。”丁长征说，他害怕出错，哪怕是一丁点儿，“我们记错了，可能就会永远错下去。”

　　这份档案，对于布达拉宫管理处现在的文物保管科来说，是异常珍贵的，尽管按照当前最新的文物普查登记要求，其中的信息并不全面，而且标准略显简单笼统，但这却是现在布达拉宫文物普查数字化建档的最重要依据。

　　这份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纸质档案，这些年一直陪伴着文物保管科研究人员。这些纸质档案，上面，是手工规制的表格和手写的藏汉双语字迹；背后，还有文物的黑白影像。

　　“那时候我们没有数码相机，为了给这些文物拍照，我拿来了自己家里那部傻瓜相机。”说起这些照片的时候，丁长征笑了，有些窘，“我拍照技术也不行，很多照片都拍虚了、歪了，但当时胶片相当昂贵，那些照片，我们也没舍得扔掉。”

　　他不知道的是，当时光穿越至30多年后的2017年，新一代的布宫文保传承者，正将这些黑白胶片谨慎留存，视为珍宝。“毕竟这是文物们第一次拍照。”布达拉宫管理处文物保管科科长边巴洛桑说。

　　“秘密花园”

　　在布达拉宫的殿堂里向上攀登，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通向布宫的文物库房，就需要手脚并用地爬上一条几近90度的逼仄而狭长的楼梯。

2017年11月20日，布达拉宫文保科的工作人员对唐卡信息进行登记。

　　三位保管员分别开启三道门锁，逐步进入深部，就是布达拉宫的唐卡库，布达拉宫13个文物库房之一。它建成于2016年，彩画艳丽、雕饰精巧的柱身与梁枋映衬之下，硕大的樟木柜渐次排放的唐卡库，弥散着古朴而神秘的独特气息，从公元九世纪到民国时期的近7000幅馆藏唐卡存放其中，涉及佛陀、菩萨、大德们的传记，也有历史、体育、医药、历算、建筑、绘画、艺术等，以及宗教、文化等内容。

　　原本的文物储存柜，是一个个叠起来摆放的小木箱，为了给文物们一个更舒适的“温床”，近两年开始，布达拉宫给所有文物库房都重新量身定制了古色古香的樟木柜。

　　这些库房是属于布达拉宫的“秘密花园”，除了陈列在殿堂中的佛像、灵塔、坛城与部分经书之外，布达拉宫馆藏的瓷器、玉器、唐卡、杂件等珍宝，全部都保管在这些库房之中。

2017年11月20日，布达拉宫文物管理人员将整理好的唐卡分类储存。

　　定名、定级、定年代、量尺寸、断轴套、看题迹……每幅唐卡最终存放入专门定制的囊匣之前，“验明身份”的步骤一个都不能少。边巴洛桑说，管理文物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文物普查的数字化建档，“从纸质档案升级为数字档案，还是布达拉宫的第一次。”

　　这是一项庞大而繁杂的工程。不仅要把原来的纸质档案内容录入数据库，国家文物局四有化建档的最新要求标准也增加了许多选项，“以唐卡登记来说，增加了画背的题迹内容，而且一幅唐卡要拍20多张照片。”

　　最难的是，数字化过程中，原来档案中没有记录的文物层出不穷的出现，边巴洛桑举例说，“原来一组佛像被算作一件来登记，现在要把其中的每一个都按照单个来登记，那就需要我们来重新定名，要去查阅资料和经书，可是有些还是无法求证，我们就要去咨询年老的僧人，一起来研究。”

　　这项工作自2014年开始，至今仍在进行。按照原来的资料，布达拉宫里有8座达赖喇嘛金质灵塔，5座立体坛城，以及陶器、金银铜器、佛像、佛塔、唐卡、服饰等各类文物7万多件，典籍6万余函卷（部），“目前全部唐卡的数字化登记已经完成了，近7000幅；佛像和佛塔，所在的31间殿堂已经完成了20多间的普查登记，目前的统计数量是4万多件。”边巴洛桑估算，整座布达拉宫内的全部文物数字化建档完成，可能还需要三四年的时间。

　　在布宫修文物

　　布达拉宫灯香师洛桑尊珠是在16岁那年出家为僧的。与其他僧侣有所不同的是，他师从西藏最著名的唐卡画师，自此身怀佛像彩绘绝学。在布宫殿堂里工作的36年间，他已经数不清自己为多少尊需要修复的佛像做过彩绘了。

2017年11月17日，布达拉宫的佛像修复现场。

　　临近12月的冬日午后时光，让洛桑尊珠感到十分惬意。殿堂里参观的游客不多，僧人们就无需太忙，他可以拥有画画的时间——位于布宫最高处的密宗殿里，还有很多佛像在等着他刷金补色。

　　泥塑师普布次仁已经带着几个徒弟来到了密宗殿，边修补破损的佛像，边等着洛桑尊珠的到来——他们二人是20多年的老搭档了，一个用泥巴为佛像重塑身体，一个用色彩给佛像还原肌肤。

2017年11月17日，布达拉宫灯香师洛桑尊珠正在对佛像进行彩绘修复。

　　48岁的普布次仁和洛桑尊珠一样，也是在16岁的时候拜师学艺。32年的钻研之中，他成为藏族泥塑佛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成为西藏最知名的泥塑师。

　　这天下午，普布次仁和洛桑尊珠的默契，从异口同声地一起哼唱的藏族佛教歌曲开始。一个在左，细致地雕琢一尊缺失了头与手的护法神像；一个在右，为风干成型的裸露部分上色。

2017年11月17日，泥塑师普布次仁正在布达拉宫里修复一尊受损的佛像。

　　布达拉宫管理处殿堂管理科副科长土丹说，布宫里的文物，破损得比较多的就是泥塑佛像，殿堂的僧人们在整理佛龛时发现了佛像破损，便会交由殿堂管理科，普布次仁就带着徒弟来修复。“比如这座密宗殿里，17尊大佛像都要修复，不仅要补上缺失的部位，还要彩绘传神，之后用玉来打磨抛光。”这些佛像修复完成，用了半年多的时间。

　　“我看过《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其实他们（布达拉宫的文物修复匠人）所做的，也是择一事终一生。”但布达拉宫并没有专门的文物修复部门，这是由于藏传佛教及其传统工艺的特殊。土丹说，能在布达拉宫里修文物的匠人，不仅要有精湛的手艺、较高的文博造诣、持之以恒的信念，更要精通藏文、通读经书，还要深谙藏族历史与藏传佛教文化，所以，寻遍院校与民间，能满足所有要求的匠人，包括普布次仁在内，只有十几人。

　　这种绝无仅有，也让普布次仁感到对未来的担忧。为了让这门手艺传承下去，他这些年里带出了20多个徒弟，并且把他们带进布宫参与修复。他希望他们能延续布达拉宫的生生不息。

　　24岁的索朗江才即将出师，他17岁开始就拜普布次仁为师学习佛像泥塑，去年开始，终于可以动手修复布达拉宫的佛像。

　　普布次仁说，佛像的面部比例是最难修复的，“眼睛有多大、鼻子有多宽，都要按照度量和仪轨来重塑。”现在的索朗江才已经可以独立修复中小型佛像的面部，他是普布次仁心中最聪明徒弟。

　　“我还需要多学习经文，有些佛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还不能肯定，就拿护法神来说，有很多只手，每只手中拿着的法器都不同，这些都在经书之中有仪轨，给它做修复，需要每个细节都完全准确。”索朗江才明白年轻匠人和老一辈匠人之间的那些不同，“过去那些年代，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让人分心的东西很少，所以更能磨练心无旁骛的性格，我的心还需要再稳定一些，才能真的变成师傅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