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曹一

马建红（法学博士）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各种数据库的建立，人们获取资讯的通道越来越广，也越来越便捷，无论你想找什么资料，只要在网上“搜一搜”，即可获得海量信息，提高了工作效能，也可以理解为变相地增加了人们的寿命。但是，什么事情都是有利就有弊，在网上搜集和下载资料倒是方便了，不过人们开始变懒了。比如说，大人们可能找到各行各业的工作总结，这就有可能在“述职”的时候，出现银行职员展望其他行业发展前景的笑话；这还不算，最近看到一则消息更是雷人：浙江省某市中院审理了一起有关辩护词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案，被告律师在某一案件中的辩护词，竟然大量复制抄袭了原告的辩护词！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要求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万元。虽然该案的裁决引发了一些争议，不过这被告律师的“引用”方式还真是比较奇葩，居然连自己委托人的辩护词都懒得写。

　　互联网或数据库带来的最大方便，还体现在研究生论文写作方面，只要输入主题或关键词，就会有大量相关的文章出现，以往纸书时代还需要剪刀糨糊，现在却只需鼠标一点，来个复制粘贴，几经剪裁，改头换面，鸿篇巨制即可大功告成。当然，这样造就的学术垃圾也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和警惕，于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防止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还催生了一种所谓的“查重经济”，这共享时代的人们可真是互相成就呢。

　　互联网尽管造就了一些投机取巧、走捷径的人，不过它也为学风严谨的学者提供了研究的便利，毕竟只要是入“库”的资料，无论是最前沿的，还是最久远的，都可以通过那些奇特的引擎搜索得到，见到有用的资料，大可以打印、复印或扫描，还可以拍照查看，写作的时候则可以通过敲键盘来“码”字。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的学者比以往的学者要幸运得多，想想那些著作等身的大家们，为了搜集资料，他们得整天泡图书馆，踩着梯子在尘封的文献中寻觅自己要用的只言片语，搜寻到后得辛苦地抄在卡片上，写作时还需用毛笔写小楷的书稿，单单是完成这样的工作量就很让人佩服，更不用说深藏在其著作中的洞识和卓见了，这大概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学者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了吧。

　　最好的例证是梁启超先生，他是公认的学术大家，在其《饮冰室合集》一千多万字的皇皇巨著中，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几乎每一门现代社会科学都可以从他那里找到源头，而且有些核心概念和范畴，他有首创之功。以法学领域而言，梁启超就在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法史学及国际法学等方面都有贡献，而他的一些相关著作，至今仍在大学或研究生教育中被列为最重要的参考书，而他通过《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提出的“法理学”，也早已成为法学领域中最基本的基础学科。

　　梁启超的博学和高产，并没有影响其文章的水准，其论著的严谨、客观和全面，堪称学界之楷模。在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的论著中，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是绕不过的一座山峰，其中他对古人“民本思想”的扒梳整理，为后学省却了不少查找搜罗之苦。不过，当我们毫不费力地运用他的研究成果时，对其背后的辛苦却是我们无从体味的，读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则可窥知一二。该书是先生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义，其中的第五章专章讨论“史料之搜集与鉴别”的方法。他以自己研究中的几个实例加以说明。比如，他说他曾欲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的情状，故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汇而录之，得到六十多条；从《逸周书》中搜录，得到三十余条；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中搜录，得七十余条；从金文款识中搜录，得九十余条；其他散见于各书中的还有三四十。除去重复的部分，其夏商周古国名之可考见者，有将近三百国，而大河以南，江淮以北，殆居三分之二，其中最为稠密之处则在今山东、河南和湖北等省，有现今一县而跨有古代三四国之境者。足见古代社会结构完全不同于今日。

　　不唯如此，梁启超还不惜以“自黑”的方式，讲解鉴别史料中“伪事”的方法。比如有些“虽非伪而言之过当者”之事，即以他自己所著之《戊戌政变记》为例，认为后世治清史戊戌之事者，都会认为这是最可贵的史料，然而他自己却不敢自承其“悉为信史”，原因是他作为亲历者，受感情作用的支配，难免将真迹放大。

　　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推知作为高产的学术大家的梁启超，其成就背后是点点滴滴的努力和积累，正所谓“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我们在文章开头谈到互联网或数据库时，并非要人们拒斥其带来的便利，而是希望我们老实而合理地去利用它，不要让它的便捷扼杀我们的创造性。无论是在故纸堆中查抄卡片，还是通过数据库下载资料，其目的都是为了知识的再生产，不同的只是方式，相同的则是背后严谨的学风和治学精神。抛却浮躁，静心向学，虽不一定能成为梁启超那样的大家，做一个真诚而小有所成的学者还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