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张泛红的、破损的卖身契，被林阿金轻卷起来装在一个长条盒子里。

　　契约上的字迹清晰可见：“立出卖亲兄生女字人吴林氏缘因生活困难，百物昂贵难以度日，只昔情原将兄亲生女名叫林阿金，年方八岁，七月十七日干时建生托媒人送于上杭城内……”

　　林阿金老人当年的卖身契

　　卖身契是林阿金寻亲的唯一线索，按照上面的出生年份推算，她今年80岁。

　　林阿金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从潮汕地区逃难来的。《汕头史志》记载，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九月间，日寇集中海陆空三军，由大鹏湾强行登陆，攻陷广州后，民国二十八年夏历五月初四日下午二时许，日敌海陆空同时发动，飞机廿余架，飞汕、澄、潮各县轰炸。

　　从1941年起，数以万计的潮汕难民被迫离乡，涌向粤东、闽西、赣南等地，俗称“走日本”。研究者统计发现，超过30万人加入了逃难大军，逃往江西的潮汕民众有10多万，逃入闽西的有10万-20万，其中大部分是被父母或卖或送的孩童。

　　战争制造了无尽的分离和创伤。在福建上杭县，生活着许多像林阿金一样的老人，年轻的时候，他们没能回去寻亲。大半个世纪后，子女都长大了，离家走远了，这些老人还在找自己的家。

　　生离70余年

　　林阿金的家在巷道尽头，十分安静，门口的朱缨花正开得耀眼，在微风中簌簌拱动。屋子里光线暗黄，像一个复古的画框，老人正倚在桌边收拾午饭后的杯盘碗碟，客厅的茶几上准备好了新鲜的浆果和茶点。

　　坐定下来，林阿金开始回忆日军轰炸那天的情景，一边断断续续说着，一边快速比划着手势。

　　偶尔，这个头发灰白、面容苍白、身材小巧的老妇人，合起枯瘦的双手，十指紧扣，接连击打自己的头部，就像在模拟被炸飞的残骸。静默良久，她突然吐出一句：“太惨了”。

　　林阿金老人讲述逃难经历

　　75年前的农历十月初七，14岁的男孩邱千祥亲眼目睹父母、哥哥和叔叔被日军飞机炸死。

　　飞机飞得很低，一道明亮的白光从空中滑入地面，随后浓烟四起。邱千祥家里的房子烧毁了，潮州到汕头的火车铁路都被炸烂了，整座城市坑坑洼洼。他嫁出去的姐姐生死未卜。

　　在邱千祥的印象里，那是灰蒙蒙的上午，街上空荡荡的，一片死寂。

　　他独自一人在街上流浪，乞讨。突然，一个年轻的男人走到他身旁，说带他去一个很好的地方。他什么也没问，跟着男人走了。

　　他和那个男人一起，穿过城市破烂的街道，向一条河边走去，沿途尽是烧焦的味道。那人带着他上了船，漂荡两天两夜到了广东松口（注：广东梅县区下辖镇）。上了岸，穿过丛林，又翻山越岭，光着脚不知走了多久，一路只见黄土崖。

　　想起以前的事情，邱千祥止不住地掉眼泪。当年，他们辗转到了福建，他被带到上杭县城西大门边的石国宫，乌压压一片，像牲口一样被人挑选。他被稔田镇枫山村的养父买回了家，改名廖和庭，在那里生活了72年。

　　邱千祥老人在家门口

　　被人带到上杭时，林阿金只有8岁左右。她依稀记得，生父在潮州一个镇里卖豆腐，后来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

　　离家的前一天，母亲领着她去了村里的寺庙，烧香跪拜祈福。第二天寅时，她跟着一个人到河边坐上了轮渡，载着十七八个人的船，在深蓝色的水里走走停停，她不知道将开往哪里。

　　后来她才知道，终点叫上杭。那时她又饿又瘦，脚上全是水泡，一只眼睛也看不见了，连被挑选的资格都没有。一对年老的夫妻看她可怜，把站在街边的她领回了家，当作童养媳养大。

　　异乡弃儿

　　这不是一个秘密。

　　小城向南四十公里外的太湖村，79岁老人黄宝州所在的太湖村，有十几个外乡人在战乱时期逃到这里。

　　小时候，村里的孩子一直骂黄宝州“野娃子”，大人都叫他“学佬”。他跑去问父母，父亲说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母亲说他是“路上捡的”，“从别人那里抱养的”。

　　黄宝州不信，继续追问，结果被父亲打了一顿。后来他再没问过，心里却扎下了一根刺，越长越大。

　　直到村里一起逃难来的老人告诉他，他们是被人贩子带上了同一条离开潮汕的船。那时大约是1943年，黄宝州刚会“扶墙走路”，一直哭泣不止，逃难的老乡从人贩子手中抱过他，哄他。在上杭县的人口贩卖市场，他们被人挑选买卖。

　　贩卖布匹的养父此前从没有吐露过这些，直到黄宝州长到三十多岁。养父告诉他，他是从人贩子手中花了100个花边银元买来的。当时黄宝州可能只有3岁，白白胖胖，和其他形容枯槁的孩童比起来，显得格外可爱。养父一眼就看中了他。

　　逃难时他太小了，没有保存下来任何与家乡有关的记忆。即使是那些年纪稍长的人，在70多年后，记住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了。他们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看上去和当地人没有两样。

　　陈秋妹老人在上杭家中

　　陈秋妹的记忆中，家乡“汕头”由一些片段组成：一层瓦房的家，没有围墙，靠近大海，距离海边300米左右；家中有父亲，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母亲过番了（下南洋）；一日三餐以吃鱼为主；日军轰炸时，飞机飞得很低……她已经记不得家里的门牌号，只记得最后都炸成了一堆废墟。

　　老人们的出生年月也是模糊的，失散年龄和现有年龄前都只能加上“大约”。著有《潮汕难民口述史调查》的上杭县图书馆馆长郭晓红说，当年的小女孩，如果是卖作童养媳，往往会把年龄报大一两岁。

　　陈秋妹被人带走时大约9岁。她记得，那一天突然响起隆隆的轰炸声，远处黑黢黢的浓烟一片。父亲急匆匆地进屋取出一对手镯，套在她的两只手上，反复说：“留在那里会被打死，现在要送你去有饭吃的地方。如果还活着，以后要记得回家。”

　　说到这里，陈秋妹哭了。她用了现在时，仿佛一下回到9岁那天，“一切都灰飞烟灭了，我亲眼见过”。她的语气加重了一些，似乎想让听她说话的人确信这一点。

　　陈秋妹跟着一个她不认识的人和另外三个孩子，走了一段路，坐了两天汽船，再走路到了上杭县。在这里，她被卖给了一对夫妻，长大后经人介绍嫁给了同村一个男人，生下六个孩子，生活了78年。

　　年轻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丈夫拿走父亲留给她的镯子到集市上换了几袋大米。就这样，失去了唯一的寻亲信物。

　　她曾经去找过那个“人贩子”，想从他口中得到一些家乡和亲人的信息，但那个人守口如瓶，至死都未透露一字。

　　和时间赛跑

　　日复一日，炮弹夺去许多人的生命，那种摧毁性的后果，幸存者也未能幸免。

　　逃难到闽西一带的潮汕人，在当地被称为“学佬”。这是一个有别于当地人的称呼，跟随了黄宝州70多年，听来总不是滋味。

　　郭晓红对潮汕难民的认识就是从这个称呼开始的，小时候，大人们这样叫这些异乡人，她也跟着叫。后来，她长大了，他们也老了，离世的越来越多。她渐渐有了危机感，深感那段历史大约要随着老人的离去而消逝。

　　2011年，郭晓红开始搜集他们的信息。她寻访了上杭县各个村庄，几乎每到一处，村民都能准确指出老人的家，一个接一个，像滚雪球一样。

　　几乎每个上杭县的村庄都有“潮汕难民”。最后郭晓红收录进来的将近一千人，目前生活富足、中等和困难的大约各占三分之一。

　　郭晓红在翻看书中关于潮汕难民的记载

　　她知道还遗漏了很多，不少人已经离世。在她接触的老人中，当年离开家乡时最小的一两岁，最大的十六七岁。

　　现在都是一张又一张布满皱纹的脸。提起日本人和那场战争时，他们的面容大多时候是平静的，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可话题一转到亲人，许多人抑制不住地哭泣。他们共同的记忆是，盘旋在城市上空的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遍地都是遗体，饥饿难耐，只能啃树皮充饥。

　　“大部分人都是家里有好几个孩子，为了活下去，父母卖掉了孩子去逃难”，郭晓红说，这些老人善良、乐观，他们把苦痛压到了心里深处，才能继续生活下去。

　　几十年后，他们中的多数婚丧嫁娶，柴米油盐，像普通人一样。一些人的后代离开了上杭，去往更大的城市。

　　人生即将退场，他们想弄清自己从哪里来。2017年年初，上杭县阳光公益协会秘书长周家远发起了一场“梦归潮汕”的寻亲活动，循着郭晓红书中的地址，他和一些志愿者去到上杭县的23个乡镇，为寻亲的老人搜集家乡的线索。

　　这些记忆大多是零散、破碎的，往往要很长时间，才慢慢浮出，一点点拼凑出来：一句潮汕话，一口井，一座寺庙，一条河。

　　半年时间里，先后有200多人主动找到周家远登记信息，他们平均年龄在80岁左右。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行动。寻亲的急切写在老人们的脸上，有会一星半点潮汕话的老人买来方言字典，戴着老花镜查找那些词语的释义，像破解回家的密码。

　　半年多以来，寻亲成功的有23位老人。“梦归潮汕”寻亲活动的队长钟桂香说，也有少数老人不愿再找，或是因为年迈记忆太过模糊，或是因为子女担心后续财产分配产生纠纷。

　　南下寻亲

　　抗日战争结束后，陆续有一些从潮汕地区过来寻亲的人。郭晓红说，寻亲潮分别出现在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现在是最后一拨了”。

　　2017年的重阳节，从潮州来了10个寻亲志愿者，帮村中的老人找家人。邱千祥向他们提供了几个线索：家门前有一口塘，一棵榕树，一座箱子桥。

　　三天后，志愿者找到了这个地方。不久，邱千祥带着儿子南下潮州，见到了姐姐的女儿和侄子，遗憾的是，姐姐已经去世。战争中烧毁的房子还在，而邱千祥已经不会说潮州话，只是和亲人拥在一起，默默流泪。

　　儿女都在上杭，邱千祥的晚年打算在这里安度。但他想好了，只要还能走路，希望每年都回潮州一次，见见亲人。

　　大多数人还在寻亲的路上。每次见到从潮汕来帮人寻亲的民间团体，陈秋妹都忍不住流泪。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过去她很少提起自己的身世。

　　潮汕来的人让她泛起了希望，她可以用潮汕话和他们交流，这让她愈加有了盼头。儿子赖洲照想为母亲圆梦，只要有寻亲活动，他都会跑到现场登记。但登记三次寻亲信息都没有找到后，陈秋妹有些沮丧了，“别去找了，找不到了”。过了一会儿，她又问儿子：“找到了吗？”

　　黄宝州寻亲的发端是几十年前的出身审查。初中毕业后，他去往沈阳军校学国际钳工，先后在南京和内蒙古服役，正值“文革”期间，需要审查家庭成分，黄宝州提出自己是广东人，希望部队帮他找到亲人，证明身份。

　　寻人无果告终，但他却结下了心结。1972年，从部队转业的黄宝州一路南下，开始了漫长的寻亲。 所有关于家乡的线索，都来自当年和他一起逃难到上杭的人，以及他名字里的“州”字。

　　他记得，第一次去潮汕，坐船沿着汀江顺流而下，两岸是大片茂密的竹林，四周群山环绕，星星比平时看到的更加闪亮。到了梅州，汀江换名为韩江，这些景物不曾在他记忆里，但他却一直流泪。

　　船长是潮汕人，两人仿佛他乡遇故知，一路上喝茶聊天很是投缘。说起自己的身世，黄宝州说想去潮州看看有没有亲人。

　　船长告诉他，自己也有个妹妹，叫王添妹，战乱时被卖到福建。黄宝州一听名字，想起村子里有个叫添妹的——后来，船到达潮州后，船长就折返回福建找妹妹，真找到了。

　　黄宝州自己的寻亲却并不顺利。同船的乘客此前告诉他，当年潮汕30万人只留下2万人留守空城。他跑过了潮州的许多大街小巷，问了许多人，都一无所获。走在潮州的街上，他有一种恍惚的熟悉感，眼泪不由自主地就要往下掉。

　　那次回来之后，黄宝州画了一幅画，一条鱼从渔网纵身跃出。“我就是那条鱼，在这场灾难中死里逃生。”

　　黄宝州老人讲述寻亲经历

　　此后的三十多年里，黄宝州去潮汕地区跑过七八次。每次只要有一点线索——谁家的弟弟丢了，谁家的哥哥和自己长得像，他立马一个人蒙头跑过去，漫天四海地找。“发疯了一样的”。

　　可总是从希望跌落到失望。

　　上世纪80年代，在一家机械厂工作的黄宝州到古田出差，和他同住一间房的是从潮州来的锁厂厂长杨正平。两人一见面，杨正平就盯着黄宝州看，面露惊讶。

　　“你是哪里人？怎么看起来很像我一位朋友的弟弟？”

　　“我长在上杭，出生在潮汕那边。”

　　“是吗？我一个朋友的弟弟是1943年逃难卖到上杭的，当时只有3岁。”

　　杨正平联络那个姓周的朋友后，让黄宝州寄了张自己的相片过去。几天后，黄宝州收到了回信，打开一看，还是自己的照片，并附上了“保重”二字。

　　十几岁时，养母把卖身契交到了林阿金的手中，告诉她是哪里来的。她不识字，但动了寻亲的心思。女儿小怡记得，从小母亲就讲她的身世，隔一段时间就去翻看那张卖身契，一边看一边喃喃自语。家人都知道，这是她的心愿。

　　十多年前，儿子带着林阿金到去往潮州的很多地方，一个个寺庙打听，但都不是记忆中的样子。后来，他们在当地报纸上登载了寻人启事，也杳无音信。

　　望江寄思泪

　　经历过战乱、伤痛、饥荒的老人在晚年，依然忘不了自己是难民和弃儿。零散的记忆像摇曳飘忽不定的梦，缠绕他们一生。

　　年岁越大，找到亲人的希望也愈发渺茫。黄宝州寻亲的念头开始动摇了，但心里面的那根刺却拔不掉了。

　　2007年，他在院子里修了一间思乡园，一个人在里面住了十年。房间外种着各种植物，立着几块碑文，上面刻着他写的诗：

　　异乡四十年，绵绵思远道。

　　望江寄思泪，忆别双悲悲。

　　岸芦白茫茫，亲人在何方？

　　父母盼人归，相去路阻长。

　　在黄宝州的村子里，有三个逃难来的老人生活贫穷，一辈子没有嫁娶。黄宝州说，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在汀江、韩江、永定河三条河汇流的那片田地上盖个养老院，给他们居住。

　　如果没找到亲人，死了也想家，黄宝州说。

　　到了80岁的高龄，林阿金仍无法摆脱这种无边的飘零感。她的两条腿不好，筋绷的很紧，不能走太远的路，骨头会痛。大多数时间，她都只能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走来走去。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丈夫坐在沙发边的轮椅上，她忍不住埋怨他，在年轻时不支持她回潮汕寻亲。

　　林阿金说，等自己死后，要把骨灰洒在上杭的汀江里，流向下游的韩江。

　　陈秋妹的亲人仍然没有音讯，她常常自言自语：“别人的都找到了，为什么我就找不到。”心里的火苗渐渐湮灭：“我这么老了，找不到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

　　陈秋妹瘦小的身子陷进了一张红木椅子里。她的头发全白，牙齿掉光，但她还记得父亲的名字，一遍遍用潮汕话重复说着“凉树”（音）。

　　前不久，“梦归潮汕”的志愿者告诉陈秋妹的儿子赖洲照，在龙岩的武平县，有一个正在寻找亲人的老人提供的信息和陈秋妹的情况很相似，这个88岁的老人名唤陈秋莲，曾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赖洲照打算抽空过去看看这个老人。他在手机上打开陈秋莲老人的照片，放到母亲眼前问：“你看像吗？像你姐姐吗？”

　　陈秋妹盯着照片，看了又看，憋着一口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