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中国医师迎来职业生涯中首个专属节日——“中国医师节”。这些守护在生命健康第一线的白衣天使有何职业感悟?又有哪些节日心愿?中新网记者日前走进这一群体,倾听他们的心声。
一位曾经饱受风湿病困扰的藏族病人经治疗后病情得到控制,与栗占国(右二)合影。 受访者供图
“希望学科能有更大发展,为更多患者减少病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 栗占国
从医30余年的栗占国,长期工作在风湿病临床一线。回忆自己从业经历,他感慨颇深。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整体的医疗水平还不高,风湿病免疫学科因为不是“要命”的病,公众知晓率低,也不被重视。
“那时人们对风湿病的认识就是疑难杂症,没什么好的治疗手段和药物。”栗占国说,由于相关研究滞后,使这类疾病的致残率高,患者本身也要承受巨大的痛苦。
专科医生数量相对短缺、疾病本身具有学科交叉的特点,这都为栗占国的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但作为医生,每每看到患者康复,都能让他感受到这份职业带来的成就感。
栗占国回忆,曾经有位藏族病人,因受风湿病折磨,完全不能自理。病人千里迢迢从拉萨来到北京求医。经过栗占国的努力,最终病情得到控制,病人也回归了正常生活。
“栗医生拯救了我的一生。”当这句话从这位藏族妇女口中说出时,栗占国觉得一切付出都很值。
令栗占国欣慰的是,当年国内不太受重视的风湿免疫学科也迅速发展,成为了综合医院里发展最快的学科。他的团队和十余家医院联合探索建立的早期类风湿关节炎分类标准,如今在国内乃至国际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栗占国看来,“中国医师节”的到来,对弘扬医生的社会价值和重要性来说,是良好的契机。
“坦率说,如今,医患之间出现的一些不信任,是两伤的状态。越是在这种条件下,医生越应当有责任和担当。把患者当亲人,没有解决不了的诊断,也会有治疗的对策方法。”栗占国说。
杨爱君在诊室工作 中新网记者 张尼 摄
“希望将来有更多优秀的孩子学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儿科副主任 杨爱君
“宁治十男人,不治一妇人,宁治十妇人,不治一小儿。”中医中的这句名言,从侧面反应出了儿科大夫的工作难度,但杨爱君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了28年。
每天早上七点十分准时到医院,平均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晚上还要整理各类教学与科研材料……这是杨爱君的工作常态。
“几乎没过过完整的节假日,门诊是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半,基本不可能有喝水和上洗手间的时间。”杨爱君说。
即便这样,儿科依然是医患矛盾最容易爆发的科室。由于患者多是没有表达能力的儿童,医生对病情的判断和诊治难度增加,加之家长心情焦虑,都大大增加了医生的执业风险。
杨爱君说,每当患者家属因为情绪激动恶语相向时,难免会感到委屈压抑,甚至萌生出“不想干”的念头,但这样的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因为自己的成就感是任何职业都不能比拟的。
2010年,杨爱君的科室里收治了一个体重只有800克的早产儿,孩子在医院住了79天,经历了各种呼吸、循环、喂养方面的困难,终于在全科室的努力下顺利出院。如今,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上了小学,身体健康。
“为了纪念这段经历,孩子的名字中还加上了友谊医院的‘谊’字。”回顾这段经历时,杨爱君仍然记忆犹新。
职业生涯中迎来首个中国医师节,也让杨爱君感到欣慰。她相信,未来医生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待遇都会有所提升。
“希望我们能尽快实现医改目的,让患者满意,让医务人员得到实惠,有更好的职业成就感。更希望将来有更多优秀的孩子学医,特别是儿科,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杨爱君说。
孙浩睿在手术开始前为麻醉后的病人进行气管插管。 中新网记者 张尼 摄
“希望得到全社会对医生的理解和尊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麻醉科医师 孙浩睿
“在手术室里,一个独当一面的麻醉医生,就是患者的安全墙。”在医学院读书时,老师的一句话打动了孙浩睿,从此他选择了麻醉科。
“很多人习惯称呼我们为‘麻师’,其实我们也是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进行临床执业的医生,只是选择了麻醉专业而已。”谈到外界对自己专业的误解,29岁的孙浩睿解释说,自己日常工作鲜为人知,但却一点不轻松。
“我们的工作并非只是给手术台上的病人‘打一针’那么简单,每一台外科手术的成功都离不开麻醉医生的配合。只要病人在手术台上躺着,麻醉医生就要寸步不离,时刻监测病人的生命体征,随时调整麻醉药用量。”孙浩睿说。
相比其他医学专业,选择麻醉专业的医学生并不多。但国内三甲医院手术量巨大,导致麻醉科医生出现很大缺口,超负荷工作成为常态。
大部分三甲医院麻醉科的一线医生,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0-12小时、吃饭上厕所都要有同事替换才行……这样的工作强度是孙浩睿报考医学院时不曾了解的。尽管如此,孙浩睿依然喜欢这份工作。
他回忆,一次在胃肠镜门诊麻醉时,一个门诊患者在检查室麻醉苏醒后,对他竖起了大拇指,患者一句话都没说,但当时作为医生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刚工作3年的孙浩睿坦言,“和其他行业的人相比,我的收入真的不算高,工资中至少有一半要支付房租,这对于在北京生活的年轻人来说压力很大,但还是没后悔这个选择。”
医师节到来,孙浩睿最希望的,还是得到全社会对医生的理解和尊重,更希望未来医生们的付出和所得能更匹配,让医学成为更有吸引力的专业。
“大家不要神化医生,也不要魔化医生”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疼痛医学中心主治医师 易端
回忆起当时为什么选择学医,30出头的易端说,当时只是因为家里很多亲戚是医生,所以那时认为医生是个不错的职业。
历经北京大学10年的学习之后,易端进入了北医三院,高强度的工作一度让他吃不消。
“当时我还在麻醉科,医院每年有3万多台手术,都需要麻醉医师跟进。有时候连轴工作到凌晨两三点,还要做手术,真的身心俱疲。”易端回忆说。
尽管如此,易端还是认为自己这样的付出值得。用他的话说,独立收治病人,并看到患者重回健康时,成就感爆棚。
30岁那一年,已经“转战”到疼痛医学中心的易端接到一位多次发生脑梗、并伴有心脏病和严重椎间盘突出的病人,当时病人已经不能行走,吃药根本解决不了。
“因为病人病情复杂,手术风险高,所以没人愿意为他做手术,于是他辗转来到北京找到了我。”易端说,自己最终冒险收治了这位病人,并通过微创手术解决了问题。
凭自己的手术刀,让病人重获新生,这种满足感对于易端来说是无可替代的。
易端坦言,医生与患者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如今医患的相互不信任对双方都有损。病人不相信医生,医生治疗起来也畏首畏尾,最终受损的还是百姓,是中国的医疗事业。
“大家不要神化医生,也不要魔化医生,希望可以坐下来,像朋友一样。”易端说。
马云龙在诊室为病人诊病。(受访者供图)
“学医学了11年,只想给病人好好看病”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疼痛医学中心住院医师 马云龙
5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经过漫长的学习后,马云龙进入了北医三院疼痛医学中心。
尚在规培期间的马云龙,生活可以用一个“忙”字来概括。周一至周五出全天门诊,周末不定时加班,晚上回家看文献、做研究……这样的节奏让他“几乎没时间喘息”。
除了工作强度大,和患者沟通对于刚出校门的马云龙来说也是个挑战。
“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和患者沟通的挺好呢,但之后不明不白地你就被投诉了,还有患者因为种种误会恶语相向的。”回忆起这些经历,马云龙也很无奈。
没办法给所有病人加号也让马云龙很为难,“很多患者是从外地过来的,他们真的不容易。但有时候规则就是规则,已经挂号的病人都看不完,又能怎么办呢?”
医师节到来,这位年轻的医生很欣慰。谈到心愿,他说最希望的还是患者可以理解自己,医生也一定要理解患者,因为每个病人都不容易。
“学医学了11年,只想给病人好好看病,实现自己的职业价值。”马云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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