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的六个孩子 爱心人士供图

刘明举和他家中的陈设 程盟超/摄

刘家的孩子

　　两个多月来，河南省商城县的小山村赵畈涌进了格外多的人。

　　这一切都是因为8月2日的视频。画面里，赵畈村民刘明举出门前把自家的孩子衣服扒光，再用粗粝的麻绳将孩子的四肢捆牢在毛糙木架上。面对解救的民警，几个一丝不挂的孩子眼神木然，孩子身上被勒出血痕和瘀伤。视频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刘明举和他智力低下的妻子李少菊一共生过8个孩子，老大已经15岁了。老大不太清楚，为什么老六被捆绑的视频能吸引到好心的叔叔阿姨们来帮忙。他说自己从小就被捆着长大，有两年像狗一样，“拴着脖子在铁杆上”。刘明举经常用木棍、铁锨揍他们，甚至把针穿上线，从耳朵缝过去。这个“家”里有一个孩子被烫死，剩下的孩子，比如他，会在刘明举心情不好时被逼着吃屎——有羊的，也有人的。

　　事件发生后，一位介入了两个多月的爱心人士说，刘明举“是狗屎，踩到黏上就恶心、倒霉”。他在村里差不多就是这种名声——无赖、好逸恶劳的懒汉；干一次活儿会反复讨三次工钱，带走别家的东西要给钱才还。村里人厌烦他，不想和他家的任何事扯上关系。

　　今年9月，赵畈村委会根据镇里决策，向法院提起诉讼，剥夺了刘明举夫妇对6个仍在家孩子的监护资格，改由县民政局抚养。

　　刘明举坐在他墙根发黄、遍布污渍、气味难闻的屋子里，微笑着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很爱护家庭，是个善良的人。”

　　一言难尽的童年

　　刘明举说，自己不怎么打家人，孩子最多揍几下，精神不正常的老婆惹急了他，无非命令她跪着。

　　在他的话术里，自己“偶尔”体罚有道理，孩子太调皮，把沙子和大米混在一起，把酒倒进水沟，或者在床铺和饭碗上戳出洞，把各种工具藏起来。捆绑孩子“出于爱护”，是怕孩子乱跑，掉进井里摔死。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强调，如果把民政局福利院照看孩子的经费给他，他可以照顾得更好。

　　当然，这些话在他家孩子看来，几乎没一句是真的。

　　刘家大儿子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自己对这个家最初的记忆就是挨揍。父亲会用绳子捆住他的双手，把他拖在地上滚。找不到东西时，就用烟头或者开水烫他。弟弟妹妹惹了祸，或者刘明举心情不好，自己也是出气筒——比如被刘明举往身上撒尿。精神不算正常的母亲虽然也挨揍，被打得鼻青脸肿，但同时也是帮凶。很多东西是她藏的，钱是她偷掉花的，但会全赖在孩子们头上。有时，她还和刘明举一起拿针扎他们。

　　9岁以前，他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挨揍几乎以隔天的频率发生。被打的很多个晚上，他想逃跑，但门被反锁，父亲在外面的屋子打呼噜。与恐惧相比，没饭吃、没衣服穿倒是其次。用刘明举的话说，“孩子饿不死。”他声称孩子就喜欢吃方便面。但老大说，自己常年吃不饱，除了刘明举的剩菜，方便面和锅巴往往是仅有的食物。

　　刘明举努力向来访者证明他在乎孩子，总被提起的桥段是，自己的老二——一个女孩被拐走后，他深受刺激，因而一口气又生了6个孩子。这是一种被他称为“争口气”的举动，“你偷我一个，还能偷我第二个？”

　　但根据亲人们的描述，这个父亲并没展现出对孩子的关爱。孩子的外婆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声称，老大在自己家过完暑假，宁可跑到山沟里躲着也不愿回家。孩子们有学可上，但总是旷课，老师找他们都难，10多岁时还不怎么识字。平时去学校，早已听不懂课的他们也是为了免费午餐，那往往是一天中唯一的饱饭。

　　“其实都不算调皮。”孩子的外婆感叹。在学校，同学嫌他们脏臭，离他们很远。几个孩子都内向，面对外人不怎么说话。老大和老三会互殴，才3岁的小老七不爱抬头，一度喜欢从下往上斜眼看人，有一种说不出的阴郁。

　　这些年，镇上的居民经常看到刘家的大孩子们在街上流浪。夏天，他们会睡在一盏明亮的路灯下，身下垫着几张硬纸板。好心的村民会给一些吃的，偶尔还会给钱。但运气不那么好的日子里，他们只能从垃圾堆里翻找食物。一位女村民声称，黑夜里，家门前会响起窸窸窣窣的响声——那是孩子在翻门外的东西，看看有没有充饥的食物。

　　老大10岁后，时不时带着老三老四一起逃跑。刘明举有时会抓住他们，一顿毒打，过去的5年，他们大多在街上漂着，刘明举有时看见也不理会。对孩子而言，要饭也比家里吃得饱。除了偶尔被镇里的大孩子丢石头砸，没什么值得怨恨。

　　寒冷的冬夜里，孩子们会爬到超市的二楼，或者在一栋没建完的楼盘里避寒。白天，孩子们会趴在别人家门前看电视，偶尔也聊天，但没太多话好说——对于这家兄妹，交流感情的主要方式是打架。

　　镇里的居民有时会发现这些孩子睡在自己屋檐下，担忧的他们会报警。赵畈的村支书陈士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自己时不时收到警告：几个孩子又睡在露天，冬天了，小心冻死。但报警的结果只有一个：把几个孩子送回刘明举手里。

　　爱心人士王欢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8月第一次去刘明举家，家里死鱼腐烂的味道让同行的志愿者吐了3次。到了医院，王欢给刘明举买了炒面，给老七买了馄饨。可那位父亲自己狼吞虎咽，却不想给孩子吃。后来在王欢的催促下，刘明举去喂3岁的孩子，端起滚烫的馄饨就往孩子嘴里塞。

　　有些事情在刘明举看来不算错，比如把较大的五个孩子全部从小“租”给家乡的扒手，带去南方，每个都租出去五六年，直到学龄前送回。孩子们在大城市，是“叔叔阿姨”行窃时用作掩护的“道具”。

　　刘明举声称这是保护孩子，交到“黑社会”手里，反而不担心被拐卖。但他也承认，“别人给养大”是件挺美的事，租孩子的回报也从每年几百元涨到4000元。

　　老大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自己直到6岁被送回家，在陌生的面孔和城市间流转，根本意识不到谁是自己的亲爹，被送回时都哭得撕心裂肺。

　　刘明举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坚称，自己是个在乎孩子的父亲。他说孩子出生时自己最开心，走路都蹦起来，“蹦到天上去”。

　　扶不起也管不住的人

　　刘明举的这套说辞令村支书陈士强哭笑不得，“他就没一句实话。” 陈士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称，刘明举乐于生孩子，一是为了更多地攫取各项补贴，再就是出事时能拿老婆孩子作挡箭牌。

　　驻村的扶贫干部王组长苦笑着说，村里贫困率仅是个位数，这两年争取把大部分贫困户脱贫。只有一个刘明举，脱贫可能难指望了。

　　刘明举的家独自坐落在远离村子的土坡上，屋前遍布动物的粪便。他的家里没有家具，落满灰的电视架在两只破木凳子上；仅有的两只电饭锅里一只粘满了剩米饭粒，另一只里有些腐烂的炖菜，揭开后是扑鼻的恶臭。

　　脏到几乎发黏的衣服和被子散在床上，唯一体面的是墙角堆的一大堆零食——除了锅巴，其他都是爱心人士留下的。中午，他会随便撕一袋喂狗。不然，龇牙咧嘴的狗可能会咬死别人家的鸡。

　　赵畈村委会里，“贫困户刘明举”的2018年帮扶计划被仔细地收在黄色档案夹里，详细内容有16项：包括给家里7人安排“兜底救助”，低保每人每月200多元；代缴新农合、新农保；用金融扶贫、产业脱贫等资金为其分红；给超生孩子落实户口，为全家提供医疗服务等。

　　村委会办公室墙上贴着的统计表显示，刘明举是赵畈全村保障程度最高、拿补助最多的家庭，用村干部的话说，一年躺在家里也有将近3万元入账。村干部们说，他们每个月至少去他家三四次，给他盖了新房，倒贴钱让孩子上学，和他谈心，甚至雇人给他家打扫卫生，“然而什么起色都没有”。

　　刘明举对村里流传的他“懒”的名声并不认同，他说自己不是懒，是用钱地方太多——几万元补助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花，那就够用。他说自己不擅长种地，技术不行，别人种的稻子有拳头粗，自己只有指头宽，于是就不种了。娶了妻子后，扛苞谷之类的重活也不想干，想找些轻松的营生。

　　这类营生或许包括给乡邻干建筑，领走一天的工钱后，次日再找回来，声称是假币；或者说好2000元为村民打井，每打一天就以“没钱吃饭”为由要钱，结果井打了一半，钱就要完了，工也不继续做了。刘明举的亲哥是村里的包工头，曾想带着弟弟谋生，结果刘明举今天和队里的人打，明天又和人吵，差点把包工队整垮了。类似事多了，亲哥都不愿和他来往，村里更没人愿和他做生意。

　　最后给他营生的只有村委会。最近，村委会又给他谋了3000元专项资金，为他家打井，结果刘明举自己揽了这活儿。当然，他没能完成——井打了几天，冒出点浑水，他就开始要钱。陈士强对这类事已经见怪不怪，前段时间，刘明举的鱼塘收获了鱼，但没村民敢买。最后还是村干部自掏腰包，一人一麻袋，50多斤。

　　刘明举总说“我是党的人，我的一切都是党的”。他和记者炫耀，说自己把身份证或者银行卡一直压在医院就能随便看病。他的牛在村里走失了，村干部带着六七个村民给他抓，满头大汗，他自己从旁边坐着车路过，用陈士强的话说，“看都不看一眼”。

　　在领到补助的日子里，刘明举会独自去镇上下馆子，吃炒菜和饺子，剩菜带回家，有时还和人打牌。村镇里流传着很多故事：比如牛走进他家的地，必须花钱才能赎出来；谁和他家女人起了纠纷，也会被他说成欺负人，必须赔钱。大部分人怕他黏着，经不起烦。

　　陈士强证实，从小纠纷到孩子流浪，派出所一年要为刘明举家出警三四十次，可这些事基本只是训诫的程度。

　　众多规则在他这里失效了。村里给他妻子上了节育环，刘明举跑到村妇联主任家赖着不走，妇联主任被逼得没办法，自己掏钱带李少菊去医院把环摘了；实在看不下去的丈母娘又带女儿去上了次环，结果刘明举当着老人面打李少菊，用铁锹戳她女儿的大腿，结果女人不得不又取出环。

　　无论对孩子还是别人，他还是喜欢“制服”他们。比如前段时间爱心人士涌来，很多人要打他，有关部门为了“保护”他，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他说精神病院里还算舒适，就是有病人总敲他头。

　　“害怕会死掉”

　　村里的干部说，精神病院鉴定刘明举精神没问题，但有人格障碍、暴力倾向。

　　刘家老大向记者回忆，父亲发怒时，有时会挥起刀，似乎真要砍死他。他也相信老四就是这么死的——当时他在外面流浪了几天，回到家时，发现老四已经血肉模糊。

　　当时在家的老三偷偷告诉他，刘明举把老四捆了起来，又喝令李少菊烧了开水，直勾勾倒下去，皮肉一下就没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向李少菊核实，得到了答复，“我不烫孩子，他就要烫我”。

　　警察当时也调查了此事。但刘明举一口咬定对此事不知情。最终，没有人因此事被追究责任。

　　刘明举说，死掉的老四是他“最疼爱的孩子”，因为老四聪明，喊自己“爹”，会帮他出主意致富，还让他养羊。

　　但在陈士强的记忆里，即使对“最爱的孩子”，刘明举也近乎冷漠。孩子严重烫伤，村和镇一共给了7000元治疗费。在医院治了一天，花了不到300元，刘明举就嫌花销太多，把孩子接回了家。陈士强说，办出院时，刘明举把2000元的押金迅速揣进口袋。

　　在刘明举自己叙述的版本里，他把老四带回家后，买了两瓶白酒往身上涂，倒也渐渐长出了一层皮。但后来刘明举不在家，光着身子的老四没人照看，自己跑了出来，逃出了家，死在外面的土坡上。

　　警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2016年9月，刘明举有严重智力障碍的妻子在倒开水时，将第四个孩子后背烫伤。双椿铺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求助后，立即将孩子送往医院救治，双椿铺镇政府同时救助孩子5000元用于治疗，但刘拿到钱后，没有继续救治孩子，导致孩子伤情加剧死亡。

　　秦良君和爱人曾“租下”刘家的老五——一个女孩，带到昆山一年多。直到老婆带着老五在超市被抓，被送进警局，孩子才回到刘明举手里。秦良君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自己刚领到老五时，差不多3岁孩子的模样，什么都不懂，随地拉尿， “一塌糊涂，像个痴呆”。

　　但他渐渐发现孩子本身没啥问题。稍微照顾下，孩子就变得开朗，有说有笑，有时还要抱，显得可爱，就是格外能吃，哪怕是大人吃的糙饭，也要狼吞虎咽地抢。

　　“后来听说（刘明举）弄死了孩子。”秦良君回忆，“真的担心，毕竟有感情了，觉得这孩子回去，肯定也在遭罪。”他还记得刘明举来领孩子时，老五哭得伤心，拽着他不肯走。

　　老大能回忆起童年的“好日子”，也几乎都是被“租”到外地的日子。他说叔叔阿姨不打他，还给买面包、香肠和烤玉米吃。6岁时被送回家，只过了3个月就开始挨揍。第一次是刘明举找不到东西，于是怀疑他，把他丢进水沟里——爬上来，再踹进去。直到外婆出现救了自己。

　　老四死之后，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害怕会死掉”。

　　他找不到力量能走出这绝境。在街上被警察找到要送回家，他会在车上和警察拼命解释，说自己不想回去，会挨揍，至少说了3次。可警察总觉得他是孩子，不懂事。只有一次，他在派出所过了夜。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说，那天晚上他睡得很香，记得派出所的院子很大，有修剪整齐的树，还有铁栅栏，“感觉很安全”。

　　旷课的日子里，他也不希望老师出来找他。学校里有午饭，老师会给他带面包和牛奶。老大曾就读小学的校长在电话里，有些激动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这事“跟我们没有关系”，孩子因为生活所迫旷课，在外漂泊，老师们也会去寻找，但总是如此，他们也没办法。

　　来自村民的帮助也在减少，这大部分是刘明举的“功劳”。他有时会抓着孩子，拖到施舍饭菜的好心人门前，说孩子吃了饭拉肚子，要赔钱；或者直接在街上放话，说谁再给孩子饭吃，就把谁家锅砸了。

　　孩子的叔伯已经和刘明举断亲，但依然心疼孩子，会喊他们去吃饭，也会给孩子塞钱——但即使是他们，也会遭到刘明举的骚扰，“给钱不给我，什么意思？”

　　孩子的外婆外公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孩子们暑假结束不想离开，他们会催孩子们回去上学。老人叹气说，自己收入不多，老伴还病重，实在折腾不起。只有派出所把满身是伤的孩子送来，说“救救他们”时她才会心软。结果刘明举闻讯后又赶来，说她“拐卖孩子”，扬言要在她家埋雷管，炸死她。她已经不太想掺和这家人的事。

　　在断裂的链条上，刘家的孩子成了孤独的存在。老大承认，自己和警察、老师、村里人都哭诉过。但没用，什么改变都没有。

　　做了、没做和做不了的事

　　爱心人士王欢第一次带孩子出去吃饭，刘明举夫妇在时，他们不敢下筷；得到“尽管吃”的保证后，狼吞虎咽，几个孩子挥舞着筷子在盘子里打架，上桌的菜席卷一空。

　　从南方驱车赶来的一位爱心妈妈给老五洗澡，边洗边哭，说“你看，身上那么多伤，脚趾甲里的黑灰都洗不出来了”。

　　飞速传播的视频吸引了越来越多人涌进赵畈。有一天，村委会里围了大概50个人，刘明举身在其间，一位爱心人士冲上去就开始揍他。陈士强承认，那一瞬间有点解气，觉得可算有人治他。

　　但很快，网络上的矛头也指向了他们，质疑有关部门不作为。网友发问：如果烫死孩子的事情是真的，杀人犯为什么没得到惩治？明知送回就是被家暴，警方对这些流浪儿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这家人是否构成虐待罪？还有村委会，刘家多年来的虐待、出租儿童，他们真的不知情？为什么没有更早地采取手段，非等舆论发酵后才行动。

　　陈士强觉得委屈，因为已经“一年到头都在为这一家工作”。他解释称，村委会不了解“出租”孩子的事。尽管知道孩子不在家，但每次询问刘明举，他都信口雌黄，问不出个所以。商城县公安局宣传股股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之前县局没有收到过“出租孩子”类的报警。这次媒体采访刘明举后曝出这一线索，已责成辖区派出所调查，目前还在侦办阶段。

　　县公安局的这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民警发现刘明举捆绑孩子后，立即出警解救，并协助镇党委政府将刘明举送至县精神病院做精神检查，同时协助民政部门和爱心人士对孩子们开展救助。鉴于刘明举妻子存在严重智力障碍，不仅没有监护能力，还需要人照顾，公安机关对刘明举予以训诫，未对其行政拘留，目前刘明举的行为尚未构成犯罪。

　　“很纠结，两难的选择。”这位工作人员称，民警执法时遇到刘明举家孩子的这类情况，依照目前规定，只能将其送回家，然后对刘明举进行训诫。虽然训诫后打骂孩子照旧，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他说，目前虐待属于自诉类案件，“告诉才处理”。一线民警在刘明举家的事上很痛苦，也为这个家庭向镇政府和民政局提请过更多救济。

　　大家似乎都做了已然该做的：学校强调，孩子们的所有旷课“都有备案记录”；县福利院的陶院长则表示，县民政系统是在视频曝出后才得知情况，立即开展了救助。

　　2014年年底，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联合下发意见，规定“监护侵害行为可能构成虐待罪的，未成年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告诉的，由人民检察院起诉”。2015年8月29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则将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进行了修改和增加：“告诉才处理，但被虐待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

　　但这些努力也一度被媒体称为“厘米进步”。具体执行时，怎样的行为可能构成虐待罪，如何判断被虐待人有无能力告诉——巨大的弹性空间影响着法制部门工作的准确性，增加了新法落实的难度。

　　这位县公安人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刘明举家的这起事件因过于惨烈，网民强烈要求，才由村委会向法院起诉，剥夺了其抚养权。这类判例他此前从未听说过。村干部也表示，这个主意是镇里开了会，领导们坐在一起才讨论出来的。

　　“我字都不识全，能干什么呢”

　　无论如何，商城县人民法院9月的最终判决显示，刘明举暴力伤害被监护人，李少菊有智障型精神病，不具备监护能力。鉴于6位被监护人近亲属的现状，依法指定商城县民政局为监护人。

　　如今，刘家老大在学校寄宿，1周5天，周末回外婆家；相对较小的5个孩子则住在县民政局的福利院，还配有心理治疗师。

　　县政府为这几个孩子拨了1年10万元的专项经费。福利院有老人们吃的集体食堂，可为了营养，还是给孩子开小灶。最小的老八才1岁多，刚被送来时不愿被陌生人触碰，被抱起时会用两只小手紧紧抓住大人的衣领，生怕被甩出去。如今他能平静地被人抱起了，有时还会笑。

　　除了老八，其他孩子平时上学，只有老三在福利院里。他自己在空荡荡的走廊里踢球，在人们送的一堆玩具里玩，或者盯着电视看动画片。他10岁了，可几乎不认字，学校实在没法收。福利院院长最近奔波，想把他先送去特殊学校补一年功课，看能不能追上。

　　老六最近又尿床了。福利院的阿姨觉得，一定是被刘明举吓的。刘明举又开始带李少菊来闹，有时说要把最小的孩子带回去抚养，有时来蹭顿饭，还有一次嘀咕，说孩子既然给福利院养了，福利院就应该给他钱。当然了，没有孩子愿意回那个“家”。忧心的王欢打电话询问民政局的领导，希望对方保证：绝不再把抚养权给刘明举。

　　刘明举被关进精神病院十几天后，独自一人在家的李少菊狂饮人们送来慰问的牛奶，导致急性肠炎住院，村里不得不把刘明举放出来照顾她。出来后的他摸着后脑勺子说，精神病院还没看守所舒服，太窄；但陈士强说，分明看着他比进去前胖了得有10斤。

　　他在记者面前有时会哀叹现在是孤家寡人，老了也没人烧纸；有时又笑眯眯地说，孩子在城里乡下都是国家养活，一样。还有一次，他猜如果孩子将来出息，赚了大钱，大概还会认养自己这个父亲。总之很难从他脸上看出长时段的忧愁，沾沾自喜反倒更明显些。如今，孩子们的监护权被收走，低保还挂在他名下，等于多了收入，还有爱心捐赠。一度躲回娘家的李少菊又跟着他生活。

　　王欢和群里的千百个志愿者仍旧焦虑地关注着这座县城：老大和老三文化课差太多，难言出路；老七内向、自闭，总是怯生生的，喜欢盯着看大人的表情。

　　变化最大的是老五。王欢感觉，得到关注后，她走向了另一极：觉得人们都欠她，应该呵护她。她开始抢其他孩子们的玩具，问大人讨要手机；让同学帮她做功课，不然就撕他们的作业。她还总看班里其他孩子的画册，于是去偷，搞得很多同学不喜欢她。学生家长也总去学校反映，气得老师把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叫去谈话。

　　根据王欢的经验，这些孩子被领养到正常家庭才可能有好的归宿；在福利院，心态或许仍会失衡。可民政局先前接受采访时说，由于孩子的父母都在，领养要根据法律规定，并征得被监护人及其父母同意。来自全国的希望领养的电话不停地打到福利院，可孩子们外婆已然说了，“我养不起，但不希望（孩子）被领养，成了人家的看不到，现在就挺好。”

　　老大现在见不到兄弟姐妹，周末在外婆家的堂屋里孤零零地坐着。外面响起鞭炮声，他会猛地躬起身子，作出防御的姿态。平时在学校，他听不懂课，老师给补习也不懂。问起未来，这个15岁的孩子说：“我字都不识全，能干什么呢？”但片刻之后他又开心，说有生以来最愉快的事，就是最近在学校打手机游戏。班里的同学愿意把手机借给他，他很感激。

　　他声称在学校交到了朋友。那些打乒乓球的同学们愿意甩给他一个球，让他朝墙上弹着玩。一下、两下、三下，乒乒乓乓的声音显得单调，但比过去15年的日子好多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欢及秦良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