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上战场59岁创办电影节 91岁的她仍坚守讲台

　　黄会林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两个称谓，一个是桃李天下的“老师”，另一个则是战地黄花的“老兵”。每每谈起年少时那次关键的人生选择，黄会林总是用“幸运”来形容，尽管那时她才上初中，十几岁的懵懂在战火纷飞中，化作了比年龄更厚重的担当。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黄会林刚刚随父母从上海来到北京，童年的颠沛流离让“自强自立”成为她毕生所愿。

　　黄会林：因为我出身的背景和环境，战乱离难、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我三岁的时候就是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的时间点，所以，从小我的愿望就是能够走向自强自立，能够独立成长起来。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席卷全国，黄会林所在班级四十来人，无一例外都写了参军申请书，最后共有4人被批准，其中就包括她这个“戴眼镜的小丫头”。

　　黄会林：那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荣幸，觉得终于有机会能够批准我参加到保家卫国的行列里了，太光荣了，几乎当时没想过害怕两个字。

　　那段初过鸭绿江的记忆她至今难忘，朝鲜的大爷大娘们见到这群青春洋溢的女兵，激动得泪水盈盈。

　　黄会林：老大爷不相信，你们来男兵对我们朝鲜人民就已经是很大的支持，怎么会来女兵呢？我们首长就下令说，丫头们把帽子脱了，我们戴的是棉军帽，辫子都在军帽里边藏着，把帽子一摘，都是黑黝黝的大辫子，老大爷就激动坏了。他在炕桌上拉过一张白纸就写了一行中文，是论语最前面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战火纷飞中，生与死只是一瞬。黄会林曾身背挎包、步枪半夜行军70里地，也曾随部队七天七夜保卫清川江大桥，目睹一百多名日夜相处的战友埋骨他乡。战役结束，部队评选出100名人民功臣，黄会林是其中唯一的女兵。

　　黄会林：我们作为幸存者，那是战友们的牺牲换来的。祖国需要你做什么，你就老老实实地去拼命做。因为你自己的肩膀应该是扛着两份责任，一份是自己应该的，一份是牺牲战友烈士们的遗志遗愿。

　　1953年，黄会林回国继续学业，后被保送到北师大中文系就读并提前毕业留校任教，正式踏上讲台。学校领导问她去哪个系？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哪里需要去哪里！她的课程备受学生欢迎，“黄老师的课堂，掉了一根针在地上都能听见”。

　　20世纪80年代，黄会林因教学改革转入现代戏剧的教学与研究。为了做到“知行合一”，她竟做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尝试：让学生们毕业考试可以交剧本！

　　黄会林：同学们就来劲了，哇，我那个年级一下交了六七十个剧本，同学们都进入了实践，其实这就是知行合一。同学们自编自导自演，自做舞美，准备做一次演出汇报，决定在两个考试周中间的礼拜六演出，学生们说，没人来看怎么办，我说，来一位大师傅、炊事员也算观众，不要紧。没有想到，那一天演出时，我们学校有一个五百座的敬文讲堂，挤进去八百人，舞台的两边走道窗台都是人，来看我们学生自己的作品。

　　戏剧学习不能囿于课堂，学生们的全情投入，黄会林看在眼里。1986年，“北国剧社”悄然诞生，并登上中国第一届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的舞台。

　　黄会林：在首都剧场演出，我记得是9场，前面演《第十二夜》接着演《雅典的泰门》，就没有想到的是那么红火，我们第一场预演，曹禺同志来看的，看了以后，他就召集起大家，我们心里其实很忐忑，不知道会批评我们什么，结果没有想到曹禺先生对着大家说，我只有一个意见，你们怎么可以演得这么好？同学就欢呼雀跃，真是受到鼓舞了。

　　就这样，新时期首个高校学生戏剧团——北国剧社一举成名。在北国剧社带动下，全国校园戏剧团体纷纷建立，影响延续至今。黄会林：我们的教学改革引出了戏剧课，戏剧课引出了我们的北国剧社。我们国家领导人去英国访问，给英女王带着纪念品，有一本相册，里边有8张北国剧社剧照。记者：好高的荣誉啊！黄会林：嗯，当时美国的报纸，英国的报纸，法国的报纸，香港的报纸都在报道北国剧社，北国剧社到今天还在活动。

　　58岁，旁人也许是坐等退休的年纪，而黄会林又做出了名堂。1992年，她临危受命，接过了创办全国第一个综合性大学影视学科的重任。从零起步、筚路蓝缕，教学所在地是年久失修、四处漏水的化学药品仓库，办公室里最现代化的工具就是一部旧电话机。即便这样，黄会林带领六位志同道合的老师和六位硕士生，硬是蹚出了一条新路。

　　黄会林：我跟我们的同事也常说，咱们就是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才算咱们的本事，都可以的，还要咱们去做吗？人在悬崖边，距离悬崖很近，你差一步掉下去了，你敢不敢走半步？就这半步你敢走，就成功了。我很有福气。我们是从艺术系影视专业学科建起，三年，92年到95年，业界传说我们三年走了三大步，我们三年有了硕士点，有了本科生，还有了博士点。

　　在黄会林看来，创办一个学科，离不开三根支柱：教学、科研和实践，艺术学尤其不能是“故纸堆学”。为躬身力行推进“知行合一”教学理念，1993年，她开始牵头创办我国第一个以大学生为参与主体的国家级电影节——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这又是一次勇于“吃螃蟹”的尝试。没有经费、几乎办不下去了怎么办？黄会林说：“有钱就大办，没钱就小办，总之必须办”。没人能想到，第一次大学生电影节的资金其实来源于“方便面”。

　　黄会林：当时到处找不着经费，一分钱也没有谈下来，大学生电影节恐怕办不成了，但是有个女孩突然帮我们联系了台湾独资的一个食品公司，在大陆它的主打就是方便面。给我们赞助15万就够了。我们第二天就要开幕式，一看会场就把我吓着了，全会场贴满了大厨师戴着大的高帽捧着方便面。我请来赞助方经理对他说，这必须得撤，我们这是一个学术的、一个艺术的大学的活动，我们不能成为卖方便面的活动！第二天开幕式我们跟学校商量，在会场的一楼的边上给了它一个放海报的位置，方便面大头像就在角落的地方了。

　　为了省钱，运送拷贝蹬三轮，办公地点打游击，标志条幅靠手工，就连黄会林自己跑场地、吃盒饭，师生都只敢吃清炒土豆丝，一点荤菜不敢沾。正是她这股“敢啃硬骨头”的军旅作风，让大学生电影节挺过了经年风雨，如今已延续至32届，成为国内电影节中一个重要品牌。

　　黄会林常说：电影的语言是世界的，而电影的语法是民族的。好莱坞电影输出欧美价值观，那中国文化的坐标在哪里呢？2010年，北师大决定成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2011年起，黄会林组织发起“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邀请外国青年到中国来，用心灵感知、用影像记录中国。项目启动第一年，9名从美国波士顿大学来的年轻人让黄会林深受触动。他们站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里，左看右看，惊叹“你们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航站楼？”

　　黄会林：世界对于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科技他们赞叹，中国的航天、中国的高铁等他们都赞叹。但是中国文化呢？他们就知道过去的男人梳大辫子，女人裹小脚，这能代表中国文化吗？不能！我们就想要把真正的真善美的中国文化传到世界，就有了这样一种奋斗方向。

　　计划一实行就是15年，到今年已经有1100多位外国青年来到中国，所拍摄的作品遍布海外。黄会林呼吁，中国文化应当成为与欧洲文化、美国文化并立的“第三极文化”。

　　黄会林：当时大约是1998 年、1999 年，可以说全中国的文艺基本上被强势文化覆盖，饿了吃肯德基，渴了喝可口可乐，腻了玩奥特曼，都不是中国的，中国文化渐行渐远。所以我们当时就想，中国文化一定要定位，于是提出“第三极文化”。就是地理学概念，南极、北极、第三极，第三极就是世界最高的那一极，那是珠穆朗玛峰，正好在中国，我们说中国文化要做珠穆朗玛峰，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不可替代的一种文化。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悠悠六十七载光阴，黄会林始终秉持着这样的理念站在讲台之上。在她看来， 教育事业事关鲜活的生命，事关每一个青年的成长。

　　记者：当时有一个很贫困的学生是穿不起鞋是吧？

　　黄会林：对，他是湖南山区的一个非常贫苦人家的孩子。1964年入学，我做班主任，他入学挑着一根扁担，挂着一个单人的席子，赤脚来的。新生进来，然后我说你得穿鞋，不然地下有碎玻璃什么扎脚，但是他说我只有一双鞋，我得省着穿，没有被子，没有褥子，1964年国家还困难时期要票，我就去跟学校申请，不止他一个，班上有两三个这样的，我就申请了棉花票布票人民币，然后带着女同学趴在男生宿舍楼道，用报纸都垫上，我们趴在地上给他们做被褥。

　　记者：做老师像做父母一样。

　　黄会林：可不是，孩子们那么小。

　　爱就像种子，黄会林把它播撒在每一位学生的心中。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罗军说，黄老师给他最好的馈赠就是对学生要有深沉而严格的爱。

　　罗军：刚刚在她身边的时候，在她推敲下来的论文，有的时候一篇几十个错，因为她的文字非常简练，但是经过非常严肃很长期的那种中文训练，所以她对文字工作非常的认真，像这些都是手把手地教我们。我们说她是世界第一编辑，我们有时候看几遍的稿子她还能挑出毛病来，这个真是没办法，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学习非常扎实，知识在脑子里面的稳定程度，记忆的深度，唤醒的这种便捷性，真的很扎实很厉害。

　　从16岁走上战场，到91岁不下讲台，一生行健不息的黄会林，字典里从未有过“疲惫”和“休止”这样的字眼。她常说，希望大家将来老了的时候，能说出保尔·柯察金的那句话：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而当被问到对于每位学生的期待，她笑了，三个字：超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