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加大对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的惩罚力度到今天，已是“醉驾入刑”实施的第10个年头。

　　“醉驾入刑”产生的“紧箍咒”效应非常明显。2020年，每排查百辆车的醉驾比例比“醉驾入刑”前减少70%以上。10年间，在机动车、驾驶人数量保持年均1800万辆、2600万人的高速增长情况下，酒驾醉驾肇事导致的伤亡事故相比上一个10年减少了2万多起。“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驾车文明得到明显的提升。

　　10年前，曾有专家担忧“酒驾入刑”将冲击酒类消费进而影响经济。然而10年间酱香型白酒的销售额已经翻了4番。白酒板块多年来一直在A股占据“股王”位置。另一方面，代驾行业从无到有，规模日增，平台林立。近10年来，全国酒后代驾订单近18亿笔，年均近2亿笔，“喝酒，请代驾”，成为“来一杯”的理由。

　　目前，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并处罚金。有舆论认为，一些酒驾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情节显著轻微，但一旦定罪，甚至开除公职，既提高了司法执法成本，也对其个人及家庭子女产生甚至可能延续终身的影响。有舆论认为，应该取消“醉驾入刑”；也有声音认为，应当考虑罪责刑相适应，恢复行政拘留扣分罚款等原有的处罚措施。

　　怎样继续保持“禁止酒驾”的高压态势，又能够缓解“醉驾入刑”的过度影响，法律界也确有作为。一方面是在全国人大的层面完善“醉驾入刑”问题。在对刑法作出法律解释的议案中，王树江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作出立法解释，降低“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入罪标准，并增设多个量刑幅度。徐华铮等代表建议对追诉期限的终点作出立法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表示，有关部门正在共同研究起草司法解释，解决危险驾驶罪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制工作委员会将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进一步了解司法实践情况和社会各方面意见，加强研究论证。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的确，相比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我国的醉驾处罚形式相对单一。比如，英国对酒醉驾车采取分阶段处理的方式，酗酒开车的初犯驾驶员，吊销驾照1年；在10年内重犯者吊销驾照3年，外加1000英镑罚款；在10年内若3次被判酒后驾车罪名成立，法院将对他的屡教不改判吊销驾驶证109年，酒后发生事故者将终身不能再开车，经济上还将受到重罚。

　　因此，结合国内国外的情况，可以对“醉驾入刑”进行必要的完善。结合一些业内比较成熟的建议，大体可以考虑：对于情节轻微的醉驾案件，可通过施行附条件不起诉的方式，比如在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相关的公益组织，积极探索犯罪嫌疑人自愿接受交通安全教育、从事交通劝导等社会服务，作为决定是否起诉的考虑因素，弥补行政处罚与定罪判刑之间的治理空当。对于醉驾情节极其恶劣、屡教不改的，则在必要的情况下适度提升法定刑，加大震慑力度。可以提高罚金刑的适用率，尽量用经济惩罚替代监禁刑，要完善与此相应的前科制度，以减少醉驾类犯罪对家庭、子女的负面影响。

　　除法律手段外，互联网技术、社会各方力量等也可对醉驾产生约束性影响。比如，在车上安装防酒后驾驶系统，若超过国家标准汽车无法启动；餐饮娱乐场所免收、少收酒后客人的车辆过夜停车费，支持客人在酒后主动放弃驾驶。

　　总之，通过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努力，把“醉驾”的可能性与破坏力降到最低，是完善“酒驾入刑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