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今天是一个大师遍地的时代，社交场合见面一寒暄，常常就能遇到某某领域的大师。也有人说，今天真正称得上大师的寥寥无几，以至于媒体常用“一个时代的逝去”来悼念某位大师的离去。

　　看似矛盾的两句话其实并不矛盾，前者恰恰是对后者的印证。即便浙江这样文脉绵长、名士辈出的地方，同样面临有“高原”缺“高峰”的局面。

　　谈起原因，大多落在外部因素：例如说艺术源自苦难，“蚌病”方能“成珠”；或曰市场经济环境下，逐利冲动替代了艺术审美冲动，创作不再纯粹，只能催生文化商人，产生不了大师；甚至干脆认为历史发展到今天，“所有低垂的果实”都被摘完了，开宗立派已经很难了，只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所以难出大师。

　　种种理由，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却都将文艺创作的规律完全归结于外部环境，忽视了人作为创作主体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众所周知，汉唐盛世的文化成果灿若星河。同时，大家或许都听说过，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为社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动荡时局没有构成障碍，反而更加激发了这群师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去奋力保存、传播和发扬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命脉。

　　盛世常出精品，乱世也有大家，关键在于时代中人能不能面对历史创作，胸中是否充盈一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使命感。大师之“大”，正在于胸怀时代。

　　文化工作无不置身于现实的幕布之下，文艺创作总是面对自己的时代言说，即使创作对象是风花雪月、花鸟鱼虫，也概莫能外。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为新时代文化工作者，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固步自封，更不必寻找借口、左顾右盼，而应更多地内求于心，不断把根扎向当下独一无二的时代土壤。在思想的积累、底蕴的涵养、初心的坚守、技艺的打磨、境界的提升、主题的创新上寻求突破，“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当代中国，有太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创举，等待今天的文化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去提炼总结、去感知转化。朝着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一个新的火热时代扑面而来，其中必然涌动着人民改造现实的热情和实践，涌动着丰富的创作素材。充分调动艺术感知力，与家国命运共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让感性的思考通过理性的方式充分展现，就具备了创作出经得起人民检验、时间检验的精品的条件。浙产大师的“高峰”涌现，已经有了它的恢弘深远的时代背景。

　　当然，大师首先从人才中来。人才是大师的基数，是建设文化浙江的主力军。文化人才的脱颖而出既需要强大的内驱力，也需要环境和机制。重视文化，尊重人才，畅通渠道，内孵外引，机制活了、政策好了，氛围浓了、舞台多了，观众来了、掌声响了，或许就能看到江山代有人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