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月17日讯 2021年以来，浙江在全省如火如荼地开展数字化改革，探索数字化赋能省域治理现代化的方法路径，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性的数字化应用。这场改革抓住数字化这个新时代的鲜明特征，首要解决的是如何在浙江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这场改革在顶层设计上强调领导层面的统合性、治理层面的敏捷性，面向数字经济推动数据要素化，面向数字社会提升服务质量，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不啻为市场化改革在数字时代的升级版。为推动这场改革能够落地见效，还需要进一步增强对数字化改革的理性认识，树立格局思维、系统思维、平台思维和数据思维。

　　第一，对数字化改革的认识需要格局思维。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担当。在改革的具体工作中，每个人都需要把自己从事的那部分局部的任务放在新时代的大视野大框架中来审视和理解其价值与方向。从实践上看，数字化建设的40多年，也是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40多年，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40多年：在技术上正在完成对庞大国家治理体系的大“连接”，由此带来治理结构变化并推动系统性的治理能力提升，其中包括党政机关内部决策、协同、监督、保障的能力，也包括党政机关与社会各种主体互动中的传播、监管、服务和参与的能力。从理论上讲，数字化本身不能替代政府自身改革与职能转变。任何改革都不仅是手段创新，更是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深层调整。数字化改革是用数字化全面赋能深化改革，既是公共治理体系主动适应数字化生产方式的自我优化，也是为新的数字化生产提供与之相应的规则结构的自觉重塑。在过去的40多年中，数字化已经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逐步扎根并取得显著治理效果，然而真正触及整体性、深层次的数字化改革实践可以说还刚刚开始，在推进中总会遇到各种挑战，面临各种阻碍甚至困境。只有坚持以数字化改革赋能治理现代化的大格局，勇于扛起深入推进数字化改革的大担当，才能持之以恒地在实际工作中坚持改革方向，落实和创新改革任务。

　　第二，对数字化改革的认识需要系统思维。数字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所谓复杂性表现在四个层面。一是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是复杂的。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服务于人的解放与发展，服务于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系统可以说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复杂的系统，不仅表现在各种子系统层层嵌套，而且子系统之间还存在着错综关系，这使得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相互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二是改革要处理的价值体系是复杂的。数字化改革须在公平、安全和效率之间取得平衡，实现平衡的关键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需要把群众满意度与获得感作为评价数字化改革的根本标准。三是改革所使用的工具是复杂的。数字技术是支撑数字化改革的重要工具，但不是唯一工具，改革需要综合集成运用法律工具、市场工具、行政工具以及技术工具等一同推动实现。四是改革面临的环境是复杂的。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由物理、社会和信息“三元”空间相互交叠的复杂系统。互联网等现代数字技术的兴起，不仅在原有复杂物理社会关系上构建了更加复杂的联系，而且可能进一步放大传统环境中的风险。这种高度复杂的局面，要求改革的实施者必须学会运用系统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既要强调整个改革系统的整体发展，又要考虑各个子系统间的均衡发展，不断完善顶层规划设计。

　　第三，对数字化改革的认识需要平台思维。数字化改革不是在数字空间中简单复制原有治理模式，而是要在数字化智能化支撑下构建新的治理形态。平台化可以说是对这种新形态的高度凝练。平台不仅是一种技术实现，更是一种组织模式：让专门的资源，包括人员、物资、技术或数据等发挥专门的能力，同时让这些能力标准化，形成面向不同场景需要的共享资源，其关键特征即是模块化、标准化、共享化、服务化。数字化改革的平台化包括3个层面。一是在工具层面。数字化改革要善于运用平台化的治理工具，从过去“作坊式”的技术组织模式转变为可复用、可迭代的技术组织模式，形成对问题的快速反应能力。二是在业务层面。数字化改革要将过去主要围绕人员来组织的分散的、粗放的业务模式集成起来，转变成围绕数据来组织的一体的、精细的业务模式；数据在人员之间，进而在机构之间共享使用，并通过标准化的流程结构支撑业务间的联动。三是在组织层面。数字化改革要推动从过去以技术应用为特征的组织数字化向以平台为特征的数字化组织转变。社会的组织化本身即是一种实现以人和物为载体的资源集中的平台化成果，而数字化平台则实现了以数据为载体的资源集中。基于对数据资源统一治理与使用的平台化，可以进一步提升组织化的效率和效益。

　　第四，对数字化改革的认识需要数据思维。大数据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数据量越大就越有价值，同样数字化改革的数据思维也不能简单理解成只要拥有数据就大功告成，而是要形成如何从数据中谋求价值的方法思维。为此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拥有先进技术并不代表拥有有价值的数据资源。数字化改革要解决的核心技术问题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如何连通、优化和改进党政机关内部以及和社会各类主体之间的信息过程，从而获得可以精准描述、管理和预测自然与社会运行状态和趋势的高质量的数据资源。二是拥有庞大的数据资源并不代表具备强大的信息能力。信息能力是数据价值的体现。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并不一定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发挥出同样的价值或体现出同样的能力。在实践中，不少地方都宣称实现了数以亿计的政务数据归集，这些实现了物理大集中的数据如果没有被有效地治理与挖掘，也就无法真正发挥“1+1>2”的大数据价值。三是拥有充分的信息能力并不代表能够作出科学的决策。正如一项航天工程的成功不仅需要对大量科学数据进行计算，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计算背后的人类知识和智慧的积累。决策不仅是所获得的信息或者数据的函数，还必须依赖于决策者对既有知识的应用水平。缺少知识的指引，数据的价值便无从谈起。四是拥有丰富的知识也并不代表能够取得良善的决策效果。知识既可以被用来创造社会财富，也可能给社会带来风险。因而在对知识的运用中秉持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就尤为重要，比如对公平的追求、对隐私的保护等。因而，数字化改革的数据思维，不是简单的谈数据、管数据、用数据，而是要在“善”的价值基础上综合运用一切知识成果，以开发数据的最大价值。

　　综上，数字化改革不是一个可以一蹴而就的技术工程，而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广大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主动的、科学的、适应时代发展的改革思维，才能持之以恒、坚定不移地推动这场改革向纵深发展。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