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济新高地建设的思想渊源与实践启示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命题。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深刻揭示了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的发展规律，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经济学意涵的集中体现。

　　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命题的思考由来已久。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就从多个维度对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进行了深入探索，为这一重要理念的孕育和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与理论准备。他曾深情地说道：“浙江的发展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取决于很多因素，最根本的还是人的因素，确切地说是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浙江文化是引领和推动浙江发展的最深层次的原因，这也是我到浙江工作后体会特别深的一点。”

　　20余年来，从“八八战略”把“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列为重要内容，到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成人文经济新高地”作为深化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加快建成高水平文化强省的重要任务之一，浙江将发挥人文优势与激发经济活力一体推进，取得丰硕成果。

　　思想源起

　　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来到之江大地工作。他敏锐地观察到浙江发展的独特密码——文化，发现浙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洋溢着浓郁的经济脉息。他深刻指出，“浙江自古就有义利并重、农商并举的文化传统。这种地域文化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精神动力”。在他看来，“浙江在没有特殊政策、没有特殊资源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浙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浙江的文化传统非常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他进一步指出，“浙江人敏于挖掘文化传统中的经济元素和商业契机，善于向经济活动中注入更多文化内涵，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这些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地域文化传统与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将文化从经济发展的“外在变量”提升为“内生要素”。

　　2003年7月，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擘画实施了省域发展顶层设计“八八战略”，明确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在这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如数家珍地讲起了浙江文化的特点。他说：“浙江人的这种‘文化基因’，一旦遇到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必然‘一有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极大地推动浙江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习近平同志还进一步提炼出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

　　2005年7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召开，习近平同志在会上作报告。会议审议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部署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八项工程”被后来的浙江干部称为“八八战略”的文化篇。同年8月，他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刊发《文化是灵魂》一文，将文化描述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他深刻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这一论断从文化功能论的视角，阐明了文化何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深层支撑。

　　2006年10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刊发了《“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一文，对“文化经济”作出了系统性理论阐释。他指出：“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在他看来，“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促进社会主体间的相互沟通和社会凝聚力的形成；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先进文化与生产力中的最活跃的人的因素一旦结合，劳动力素质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会得到极大的拓展，人类改造自然、取得财富的能力与数量会成几何级数增加”。这些论述从文化何以提升组织效能、何以增强竞争能力、何以拓展生产边界三个递进层次，揭示了文化与经济内在互构的运行机理，为浙江打造人文经济新优势提供了根本遵循。

　　实践探索

　　人文经济学超越了将文化仅仅视为经济“外在变量”的传统认识，揭示了文化作为经济发展“内生要素”的深层逻辑。

　　其一，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价值方向——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非GDP的单一增长，这规定了经济活动必须服务于人的价值实现；

　　其二，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组织效能——文化作为社会共同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增强社会信任、促进协同合作，从而提高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

　　其三，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创新动能——文化提供思维范式和精神滋养，是科技创新的“操作系统”和“源代码”，在根本上决定着创新活动的方向、品质与可持续性。

　　思想的力量，最终要转化为实践的伟力。这一理论范式在浙江的实践中获得了多层面的现实确证。

　　20多年来，浙江深入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扎实推动从文化大省迈向高水平文化强省。文化阵地建设持续发力，高标准建成之江文化中心等重大文化地标；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不断织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斐然，国家级非遗项目和人类非遗项目数量位居全国前列……2025年，浙江发布《关于持续深化“八项工程” 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的实施方案》，明确要推动浙江优秀文化基因与经济发展交融共兴，构建“平台+企业+产品+品牌”的文化产业体系，推进文化与科技、旅游等深度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落地实践，新型文化业态成为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十五五”开局之年，浙江进一步锚定建成“五个新高地”的战略目标，其中之一就是人文经济新高地。

　　从“十四五”到“十五五”，浙江文化产业实现了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的系统性转变，为打造人文经济新高地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稳步提升，规上文化企业数量持续增长，文化“新三样”出海势头强劲。浙江还通过“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民生”等，推动文化要素向经济各领域渗透融合，促进经济活动的价值升级和品质跃升。这些都不是孤立的产业现象，而是人文经济深层逻辑的结构性呈现。这些广泛的实践表明，当文化真正成为经济活动中的“内生要素”，便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方式、提升产品价值、优化产业结构。

　　重要启示

　　回顾浙江的实践探索，可以获得几点重要启示。

　　其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文化经济”概念和关于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系列重要论述，为后来“人文经济学”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而浙江丰富多彩的人文经济实践，又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鲜活素材。理论创新引领实践突破，实践创新反过来丰富理论内涵，二者相互激荡、同向发力，构成了认识不断深化、实践不断跃升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其二，文化传统与现代经济的有机融合。习近平同志指出：“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实践表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包袱，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资源，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其三，人文价值与经济效率的辩证统一。浙江的实践充分证明，人文价值与经济效率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辩证统一的共生关系。当经济发展真正以人为中心、以文化为灵魂时，不仅能够实现物质财富的增长，还能够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人文经济学要求实现经济发展从“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深厚底蕴和精神动力，经济是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和现实载体。当文化的温度融入产业的肌理，当人文的厚度支撑起发展的广度，高质量发展便拥有了更为持久的内生动力。浙江打造人文经济新高地的探索与实践，不仅为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了不竭动能，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省域实践提供了独特的样本和路径。展望未来，浙江的人文经济实践必将在理论与实践的持续互动中不断深化，为“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理论命题的丰富和发展，贡献更多来自实践一线的浙江智慧与浙江方案。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人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