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济理念何以赋能创新浙江建设

　　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命题，为我们重新理解发展、重新定义创新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浙江是文化大省，也是经济大省。在浙江迈向创新强省的关键阶段，我们有必要追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创新的动力究竟从何而来？通常的答案指向研发投入、技术突破、资本积累。但放眼那些持续保持创新活力的区域——美国硅谷、日本京都——其成功密码往往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深层的文化与人文逻辑。硅谷之所以长盛不衰，不是因为它发明了什么特别的技术，而是因为它建立了一种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的体制和文化；京都之所以能孕育出京瓷、任天堂等一批世界级企业，不是因为它拥有多少科研经费，而是因为它将千年积淀的工匠精神、审美品位与“守破离”（继承、突破、创新）的哲学融入了产业的血脉。

　　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创新浙江建设，不能只盯着实验室里的数据，更要关注社会土壤里的文化养分。以人文经济理念培育新质生产力，核心在于将“人”的发展与“文化”的力量深度嵌入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全过程。这不是“文化+科技”的简单叠加，而是一场从“物的逻辑”转向“人的逻辑”的发展范式变革。这一变革有五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哲学转向、文化赋能、组织重构、价值升级和生态支撑——它们层层递进，缺一不可。

　　其一，发展观念要从“物的逻辑”转向“人的逻辑”。这是最根本的哲学转向。传统发展观将经济增长视为目的本身，将人视为实现增长的手段。人文经济则要求颠倒这一关系：经济增长是手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终极目的。劳动者不再是简单的“生产要素”，而是价值创造的“主导者”。

　　这一转变在国际比较中看得格外清楚。硅谷的生命力来自何处？著名区域经济学家安纳李·萨克森尼安的研究表明，硅谷的优势不在于某一家大企业的规模，而在于其“始终将普通人置于创新生态的核心”——宽容失败、开放包容、尊重个体创造力。当“鼓励冒险”取代“规避风险”，成为社会主流价值时，创新便具备了最宝贵的“人的土壤”。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理念。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浙江发展的实践是这一理念的最好诠释，那么创新浙江建设，更应该成为体现这一理念新的契机和抓手。创新浙江建设，不只是政府和少数头部企业家的事，而是全省广大人民的事。是否有效激活和调动广大人民的创新意愿和智慧，应该成为衡量政府有为的主要标准。让普通人成为价值创造的中心、让大众成为创新的主体——这正是“人的逻辑”最朴素的表达。

　　其二，创新动能要从“技术驱动”转向“文化滋养”。创新从哪里来？我们通常认为来自研发投入、来自技术突破，但人文经济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真相：创新的源头活水是文化。文化提供价值方向、精神滋养和思维范式，是科技创新的“操作系统”。

　　日本京都的实践极具说服力。作为千年古都，京都是日本茶道、花道、瓷器、针织等众多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但传统在这里不是创新的包袱，而是创新的“隐藏算法”。京都的大量企业历史逾百年，秉持“守破离”的理念。京瓷公司将传统陶瓷工艺升级为高科技陶瓷材料，宝酒造在传统酿造技术基础上开拓生物医疗领域。京都学者指出，“传统不是枷锁，而是创新的源头活水”。深厚的文化积淀为企业提供了价值定力与长期主义精神，使创新不是追逐风口的短期行为，而是根植于文化基因的持续进化。

　　创新浙江建设，决不能脱离“求真务实、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新文化精神资源，而应该推动这种丰沛的创新文化资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有机结合，将其转化为创新动力的“源代码”。

　　其三，生产方式要从“封闭科层”转向“开放网络”。新质生产力需要与之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不是大企业的封闭科层控制，而是中小企业和创新个体组成的开放协作网络。

　　这一论断在硅谷与波士顿128号公路的对比中得到了经典验证。萨克森尼安在《区域优势》一书中揭示了两种生产方式的根本差异。硅谷是一个“由专业公司组成的网络组织”，“这些公司彼此之间既激烈竞争，又以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相互合作，同时还与当地机构（如大学）进行广泛合作”。硅谷的优势在于“丰富的社会、技术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网络系统。与之对照，128号公路地区以少数几家一体化大企业为主导，将各种生产活动内部化，形成相对独立的“帝国”。等级森严的文化使决策链条冗长，一位管理者回忆，“同样是向市场投入一个新工作站，在东海岸需要两倍的时间和更多的人手”。硅谷的开放、包容、鼓励冒险与宽容失败的文化，是其持续创新的源泉。而128号公路保守、僵化、等级森严的文化，则成为创新的桎梏。一个典型案例是，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在波士顿融资碰壁后，被迫将公司迁往硅谷，因为那里的风险投资更能理解他的愿景。最终，128号公路在与硅谷的竞争中逐渐衰落。这一正一反证明，新型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网络的活力”而非“帝国的规模”。

　　创新浙江建设需要一种新的组织文化和制度文化，这种文化，既能发挥政府构筑基础、搭建平台、分享信息、协调纠纷、化解风险的公共功能，又能充分发挥“草根经济”“民营经济”“小狗经济”“地瓜经济”式的大众自主自发创新创业传统优势，使政府有为和市场有效的双优势在创新浙江建设中进一步得到体现。

　　其四，产品价值要从“功能满足”跃升到“意义承载”。在人文经济视域下，产品的价值不再仅由功能和技术参数决定，文化附加值与精神意义正在成为价值创造的新高地。当产品承载了文化记忆、审美品位和情感连接，它便从“器物”升华为“作品”，产业也随之从资源依赖型转向创意驱动型。

　　京都西阵织的升级是经典范例——企业突破传统规格限制，研发出夜光效果的蚕丝，为古老织物注入现代科技魅力，产品不再只是功能性消费品，而是承载了千年审美与工匠精神的文化载体。

　　浙江龙泉的剑瓷产业是另一个生动案例。龙泉青瓷和宝剑是国家级非遗，通过现代产业园建设，龙泉推动剑瓷产业实现标准化、规模化、智能化发展，辐射8200余家市场主体，带动3.5万从业人员在家门口就业。非遗产业真正成为“共富引擎”。这样的例子，在浙江已层出不穷。当产品被赋予文化灵魂，产业便拥有了更持久的生命力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这正是人文经济为“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跃升开辟的路径。

　　其五，创新生态要从“硬件堆砌”优化为“人文土壤”。创新不是孤立的科技事件，而是需要一整套社会生态的支撑。教育体系、城市空间、制度环境、社会氛围、文化品位、生活品质——这些“人文土壤”的质量，决定了创新的种子能否生根发芽、长成森林。

　　硅谷的包容文化是创新生态的基石，欧洲的困境则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尽管整体科技水平不差，但“欧洲没有一个自己的‘硅谷’，没有一个科技创新的资金库和人才库”，深层原因在于“欧洲创新文化的缺失”。

　　“功夫在诗外”。真正的创新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坦途，而是一场需要耐心与定力的长跑。创新浙江建设，需要营造自己的“人文土壤”。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只有让有创新力、创造力的人才引得进、用得好、留得住、干得久，创新浙江建设才有可靠的保证。弘扬包容创新、宽容失败、崇尚竞争、敢为人先的创新文化，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新的浓厚氛围，让创新者心中不慌、脸上有光。唯有如此，才能让创新的种子在宽松包容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让创新的幼苗在鼓励探索的阳光下茁壮成长。英雄不问出处的开放胸襟和创新不问出身的平等姿态，正是创新文化生态最可贵的品质。

　　以上五个层面构成了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条：哲学转向是灵魂，决定了发展方向；文化赋能是动力源泉，为创新提供精神滋养；网络化生产是组织方式，构建了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基础；价值升级是成果体现，让创新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人文土壤是保障条件，为创新提供持续孕育的环境。它们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人文经济赋能创新浙江建设的完整路径。

　　文化的意义不在于装点门面，而在于其作为一种精神基因影响着当下行动着的个体，赋能其发展、涵育其气质、塑造其面貌。

　　归根到底，以人文经济理念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势是一场发展哲学的革命。它将发展的锚点从冰冷的“物”拉回到温暖的“人”，将文化的“软实力”锻造为发展的“硬支撑”。浙江的人文基因一旦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相遇，必将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当文化的温度融入科技的精度，当人文的厚度支撑起发展的广度，创新浙江建设便拥有了最深厚的精神底蕴和最持久的动力源泉——最终指向的，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有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进步相统一的未来图景。

　　（罗卫东，浙江大学人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