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公众纷纷就黑龙江省人大新近修改的《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中恢复“强制婚检”的规定褒贬不一时，杨涛、王金贵、胡仕波、郑国贴、王保信等五名来自江西、北京、广州等三地的公民却几乎在同时就该条例的合法性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提请立法审查，从而将对该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

　　五公民的上书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当问及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机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时，胡仕波说：“我们在实践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况，这给我们工作造成的最大的困扰是对相关案件无法凭经验和法律规定做出准确的判断。之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是这个问题涉及面广，社会的关注度高，时机也比较成熟，容易起到成效。因为这个问题最终得以解决的关键在于怎么解决由谁来解决，，我们认为由人大常委出面解决当然是合适的。”

　　当问及是否赞成强制婚检时，两人却给出了迥异的答复。王保信非常轻松地说：“我和女朋友肯定会自觉地去做检查，我还是赞同强制婚检。最好是附条件免费强制婚检，因为，这样可以优生优育，长远来看，对国家、民族的发展是利大于弊的。”

　　而胡仕波则表示了坚决的反对：“我们不会去。我反对强制婚检，婚前同居的普遍现实决定了婚检没有意义。而现在通过孕前检查来保证优生优育也是一种很好的途径。”

　　与广州三人不同，现在江西检察机关就职的杨涛和在北京一家媒体就职的王金贵在态度上则更加庄严一些。

　　杨涛在8月3日的公开信《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中非常坚决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之所以要进行这一上书，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也不是为了某种需要而进行的‘作秀’。在近日的写作与采访过程中，我发现围绕着《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的出台，集中暴露了我国存在已久的‘立法违法’现象。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行政法规《婚姻登记条例》与地方性法规《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的规定不一致，下位法与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而黑龙江省民政部门的有关人员又表示不执行该地方性法规，国务院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也表示鼓励自愿婚检。法律、法规之间如此冲突，必将使守法者无所适从，也必将影响我国法制的严肃、统一和权威。”

　　王金贵的措辞同样严肃：“我无意于从实证法的角度，依据宪法、立法法的规定，纠缠于具体事项的是非曲直，引起我思考的是能否透过此类事情的表象，探寻一些重要的但常被我们忽视的基本问题，以期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有所助益。”

　　措辞有异的五公民在目的上却达成了一致，那就是促进我国违宪审查机制的建立。“对于我们提起建议后的结果，由于立法法并没有规定人大常委会必须回复，因此它可能不会有任何直接的回复。但我前面说了，婚检的问题必须解决。如果最终人大常委会解决了，那就是最好的回复。”胡仕波的话最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