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25日，是巴金老人99岁的生日，按照中国“做九不做十”的习俗——这位世纪老人迎来了百岁生日。这一个生日，无论对于巴金本人还是千百万读者来说，都是不同寻常的。

　　华东医院321病房里，巴老静静地、安详地躺在可转动起落的升降床上。

　　窗外，秋天的阳光映照着窗帘，一片灿烂。

　　虽然，无情的帕金森氏病剥夺了巴金拿笔写作、开口说话乃至于发出声音的“权利”，但老人分外善良的并不混浊的眼睛仍旧在转动，一颗属于世界人民的火热心脏在平稳地跳动……

　　视写作为生命，视不断地为读者供奉新鲜精神食粮为己任的巴老，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此时因丧失奉献能力而倍感痛苦不安，他曾经多次地“愤然”自责：“士兵常常死在战场上，我为什么不可以拿着笔死去？！”……

　　对于这位将自己全部生命意义归结为“付出”、“给予”，而不是“接受”、“争取”的文坛泰斗，对于这位将自己所有人格品性定位为凡常百姓而不是特殊一员的文学老人，熟悉他的、仰慕他的，同时代的、忘年交的，都有着太浓太浓的情缘，太多太多的心仪。

　　买票和赠书

　　作为上海作家协会负责对口联系、关心巴老晚年生活的工作人员，十多年来，陆正伟一直关注巴老、走近巴老，并在协助巴老工作、生活的过程中，记录、拍摄和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史料、照片和心得，出版了图文兼备的大型画册力作——《世纪巴金》。让他唏嘘不已的，是买车票的一件小事。晚年的巴金几乎每年都要到杭州小住，一边养病一边工作，本来“出行”挺简单，按巴老时任中国作协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规定，交通可坐“公务车”，可巴老不愿兴师动众，甚至连自己同时兼任着国家“官员”的意识都没有，每次赴杭，他都是自己掏钱。

　　对此，买票的不觉得怎么，倒是站长值班室的同志发话了：“巴老完全可以坐公务车，那里安保、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排队买票，反而把事情搞复杂了。”回去给巴老一说，他仍不同意，如此下来，接二连三，陆正伟还得去排队买票。

　　其实，不只是国内，应邀到国外考察访问，路费机票巴老也是自掏腰包。那时的出国人员有服装费补贴，可巴老觉得衣服是穿在自己身上的，怎好让国家破费？老人家不要一厘一毫是出了名的。从建国初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他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的工资，经济来源就靠稿费与出版版税。因而巴老常说“读者是衣食父母”，要“说真话”，不然，对不起买书的读者。巴金的一生离不开书，离不开看书、买书、写书、出书、赠书。同样，因为职业关系，与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上图《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部负责人肖斌如女士，每次说起巴金就有一肚子关于书的故事。她说自己是因书与巴金相识，因书与巴老投缘。

　　巴金在大半辈子走南闯北生涯中收集、购买了大量有关世界各国音乐、戏剧、文学诸领域的图书，有的是在各地的旧书摊上“淘”的，有的是在出国访问时用外汇买的，这些书涉及英、法、德、俄各种版本，巴老都极为珍爱，扉页上留有签名和藏书章，其中如1900年俄文版果戈理的《死魂灵》、法文版卢梭的《忏悔录》、10卷本精装版的《托尔斯泰选集》等等。这些以往被巴老视为命根子的珍本藏书，从上世纪70年代起先后分多批、计一万余册，赠给了上海图书馆(巴老还向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档案馆、博物馆及家乡的图书馆等处捐赠了数万册图书和手稿文本)。

　　两个“协定”

　　中国的文化人非常看重操守和诺言。在人才济济的上海影视界，几乎没有第二人能拍摄到巴金的动态影像资料(因当时“文革”刚结束的特定环境，曾被打成“黑老K”的不会被视为拍摄对象；性格恬淡、内敛的巴金压根儿不希望也不愿意被人拍摄)，惟一人除外，那就是当时的上海电视台新闻部资深记者祁鸣。说起来，祁鸣是个老电视了，工作敬业，有老画家张乐平引荐，巴老不便推辞，却也没有答应。可祁鸣不在乎这些，认准了，硬磨软泡，终于达成“正果”。巴老说：你硬是要拍，我也没有办法，但须有个“君子协定”，我活着的时候你不准用，死后随你便……听着巴老终于“松”了口，自然是大喜过望，顺着这条开了口的“缝”，溯源而上，他成了拍摄巴老影像资料的“专业户”。此后，无论是巴老与国内文坛名宿的聚会，难得一回的故乡行，还是参加国际笔会的重大文学交流活动，祁鸣成了跟踪拍摄、全程记录巴老“轨迹”的第一人。又一次的“君子协定”发生在20年后上海进贤路上一处不起眼的小楼内，这是一幢略显陈旧的普通多层楼房，这就是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按事先谈妥的须信守诺言的“约定”，迟疑了老半天的吴仁杰主任终于向我们说起了那份“检讨书”的由来。

　　在众多乐善好施、不愿露姓名的捐献者中，有一位老人，每次2万元、3万元不等，从1996年至今，已先后捐了19次累计达29万余元。

　　在一次采访中，“希望办”的工作人员不慎泄露了姓名，原来这位捐赠者就是巴老。报纸刊发后不久，老人很不高兴地打来了电话，追问是谁违反了“君子协定”？！得知这一消息，吴主任狠狠批评了那位小年轻，并以“希望办”的名义“负荆请罪”，向巴老写了检讨。此后，老人继续为希望工程捐款，今年初又捐了2万元。

　　友谊之“债”

　　巴老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回顾一生，他常常说自己“是靠友情活着的”，并将这种崇高的情怀比作驱散黑暗和照亮自己灵魂的“一盏明灯”，他与叶圣陶、冰心、沈从文、曹禺、靳以、吴克刚等的深挚情谊早被视为文人楷模。曾在巴金初次住院时当过护工的庄良，拿着巴老送给他的签名本和合影照片告诉我们一件往事：几年前得知巴老旧病复发，便领了孙女买了鲜花急匆匆去医院探望。不料，被挡在门外，任他怎么解释也没用。怎知半个月后，派出所同志找上门来，说是巴金委托作协的同志到处查找，终于从无数个同名同姓者中找到了庄先生的住址，并带信请他务必一定再去一次医院。“巴老要当面道歉”，说这事时，庄良眼圈红红的，直说：“巴老是个很讲情义的人！”太湖之滨无锡钱桥中心小学校10位五年级同学，曾就理想问题的困惑写信给巴金爷爷，患病中的巴老读信后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强打精神，用颤栗不已的笔触，写了一封两行字的短信：“倘使我能够把回信写出来，我会寄给你们的，请你们耐心等待吧。”

　　钱桥那边，接到巴老来信的孩子们非常高兴，商量着给病中的爷爷写了第二封信，并附上自己创作的五首小诗。不久，孩子们收到了巴老的回信，老人花了三个多星期，一笔一划、写了满满十张纸！那润透在字里行间的恳切、真诚、浓情，委实让师生们惊诧不已，这分明是巴老掏心掏肺、用垂暮衰病的生命之“灯”熬煎出来的重礼！

　　“静”对无言

　　有幸走进巴老病房的人，都会本能地放轻脚步，深怕惊动老人的安宁、影响病人的休息。然而，他的保健医生、华东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治疗帕金森氏病专家邵殿月的意见并不如此，她主张除了晚上、午后法定的睡眠时间，其他时候则请巴老多听广播、多看电视，甚至倡导医生护士、亲戚朋友可在病房内坦然说笑，而无须“肃静”。邵教授的用心，一是为减缓老人已显钝化的感官系统下滑之势，二是久病的老人体弱心衰，状态趋于落寂孤寞，帕金森氏病人尤以肢体僵硬、动作迟缓，呈小字化、面具脸症状而更需常态生活氛围的“熏染”和人际交往“互动”的关爱。事实证明，这是很有科学道理的。然而，当局外人小心翼翼地走进病房，看到时下巴老不得不靠输液、吸氧维持生命的难堪状况，内心就会一阵阵地发紧。一个曾经如此地珍重生命，恨不得将自己全部能量、全部感情消耗干净，再问心无愧离开人世的可敬老人，如今，不得不与病魔作顽强而又无助的“抵抗”，不由人涌起悲壮与怜惜之感。

　　已为巴老服务了二十个年头的邵医生动情地说：“我们给巴老做医疗，总是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弱一点，但他都是采取一种很宽容、温和的态度，从来没有指责过，给他看病心里觉得非常愉快。”

　　长期的合作，彼此已相当默契，巴老将海外友人寄来的治疗帕金森氏病的资料如数转交医院，邵医生则全力投入该病的专病门诊中去，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从巴老身上，邵医生自己也觉得“慢慢地悟出了人生的味道”，退休后依然不间断地为病人服务，奉献爱心，她说她要陪伴巴老到最后。

　　同是“大树”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认为，巴老晚年的人格形象是通过《随想录》确立的，是在患重病、常人难以想象的情况下，一个字一个字，用颤抖的笔触“画”出来的。难能可贵，巴老站在20世纪宏大的社会背景，冷峻审视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时期集体地丧失人格。进而巴老无情无畏地解剖自己，无遮无拦地袒露自己。老作家汪曾祺说：巴老是一位哲人，将自己一生的思考无保留地传承给这个生养他的国度和民族一笔最宝贵的遗产！陈思和说，早在1956年鲁迅墓迁往虹口公园的时候，巴金写过一篇文章，称“鲁迅先生是一棵大树，这棵大树为后人挡掉了许多风沙”。而80年代，巴老也同样成了一棵为后来的年轻人遮风挡雨的大树。

　　虽然，随着岁月的远去，郁郁葱葱的大树也会枝枯叶落，生命耗尽！那么，姑且劈成干柴，“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一点点温暖，直到我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待到那时，再度地“生命开花”，燃薪为烬，委身为泥，“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巴金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