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哥从不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记者昨晚拨通了巴金弟弟李济生的电话，说到他的四哥，老人心里特别难受，不愿意多说任何话。与两年前，纪念巴金百岁诞辰采访他时，侃侃而谈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般人看巴金都是仰视的，可是光环笼罩下的巴金，在家人眼中却完全是另一副模样。李济生说，四哥从来都不曾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甚至，他从未把自己当成一个文学家。他只是在说想说的话，抒发自己的感情和对旧社会的不满。他发表讲话，都是事先写好讲稿，然后照着稿子读，从来都不高谈阔论，他不想，也不会。

　　李济生说，四哥很喜欢孩子，从前一到过春节的时候，他就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礼物给孩子，他对孩子从没什么大规矩，就是对儿子小棠和女儿小林也是如此。读书怎么样，今后要走什么样的路，四哥从来就不加以限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四哥变得很忙，常常出国，也没有多少时间管孩子，对子女采用的是顺其自然的教育方式，让他们自己锻炼和学习。

　　“四哥是从来不讲大道理的，对兄弟不讲，对子女也不讲，就是文艺理论都从来不讲。他的儿子李小棠小时候和四哥一样，不太讲话、很内向。而他自己写小说，四哥根本就不知道，等到小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以后，才从别人口中得知，而且小说的风格和四哥的小说相去甚远，由此可见四哥家庭教育环境的宽松程度。不过，虽然四哥从来不对孩子讲怎么写文章，但他有时却会听听孩子的意见。比如说《随想录》，在写的时候，女儿李小林常常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提得对，四哥就会改。”

　　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对李济生来说，他是特别怕向四哥借钱的。“四哥这个人啊，书生气重得很，稿费拿了许多，从来不讲究金钱，一点都无所谓。可是作为兄弟，我却从来不敢问他借钱。为什么？因为一借他就不让还。有一次我一个四川的亲戚来了，没路费回去，我也没有，不得已向四哥借了200元，后来他怎么都不让我还。”

　　巴金爱家

　　“我是一个最大的温情主义者”

　　说到“家”，巴金曾这样形容自己———“我是一个最大的温情主义者”。在外人眼中，巴金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在家里，他却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小林和小棠的父亲，还是端端的外公。他对他们的爱，与常人是那样相似，但似乎又迥然不同。

　　对女儿细致入微

　　上世纪70年代初，李小林正面临工作分配。在致好友王仰晨的信中，巴金竟有20封之多提到了小林的事情，从小林要分配了，到快了、有眉目了、肯定会的，再到准备去杭州了、在杭州的情况等，每一点进展、每一个细节，都要向老友汇报。巴金对女儿的事情，何等关心。小林在巴金的心中有很重的分量。

　　对儿子平等随和

　　很多人为子女能分到一个好单位，这里托人、那里找人，千方百计搞关系、走后门。唯有巴金，在儿子小棠大学毕业分配时，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但在生活中，巴金与小棠的关系还是亲密无间的。巴金94岁的那年春天，他住在杭州，儿子小棠坐火车去看他，不料路上被偷了钱包。见到巴金，小棠开玩笑似的对巴金手一伸：“老巴金，赔我钱。”谁料巴金也不含糊，“你的钱被偷了，为啥子要我赔？”小棠强词夺理，“我是来看你，才被偷的。你得给我钱。”“我给你什么钱，你多写几部电视剧，钱就有了。”巴金回敬道。巴金知道，小棠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拍成了影视剧，他不缺钱。巴金和儿子的关系，就是这样平等、随和，令人羡慕。

　　对外孙女倾情书写

　　巴金在《随想录》中，有三篇是专门写端端的，而且都是一气呵成。在巴金数以百万字的作品中，读者很难看到他写女儿小林、儿子小棠的地方，更不用说专门写了。但巴金却三写端端，不仅因为她是巴金最喜欢的外孙女，更是因为他为孩子的成长焦虑。巴金对下一代的关爱，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