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大势已定的2005年还剩下最后的两个月。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在筹备之中。而在此之前公布的中国三季度统计数字，已经让人预感到，经历了两年多的宏观调控后，中国经济如同天气的乍寒还暖，也走到了一个最难将息的节骨眼上。

　　9.5%的高增长，2%的低通胀，令人欣慰。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刘树成的话说是“中国经济正按宏观调控的预期目的行进”。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依然高达27.7%的增长率，却又让不少研究者忧心忡忡。这一增幅，已经与出现局部过热的2003年、2004年时的水平大致相当。“被压抑的固定资产投资”似见反弹迹象。

　　这些变化，这些矛盾，都镶嵌在宏观调控中。带着对1-3季度统计数字的迷惑，更带着社会普遍关注的“明年宏观调控还要不要延续”的疑问，《瞭望新闻周刊》走访了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权威部门的政策研究者。

　　两大因素决定中国式调控

　　其实，只要真正了解了“宏观调控”在中国的特殊性，“明年是否继续调控”的问题，就有了多一半的答案。

　　“目前我们所说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学教科书及西方国家所讲的‘宏观调控’是不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教科书上讲的宏观调控，是指总量调控，即政府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时进行的政策操作，以此帮助市场实现二者的平衡；我国目前所说的宏观调控，则不仅包括总量调控，也包括对产业结构失衡和经济短期波动的调整。而后两者，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主要是靠市场调节的，并不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

　　也就是说，中国的‘宏观调控’概念远比西方国家和教科书要宽泛。“以压缩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为特征的本轮调控，在西方经济学意义上不属于政府调控的范畴。而在我国却是一种必须。

　　这当然与中西方不同的市场化、工业化程度有关。西方国家经过上百年的产业磨合，已形成了彼此制约、相互咬合的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市场机制，一旦因某种原因出现产业结构失衡，市场会通过价格等信号，对失衡产业进行自发调节，无需政府介入。

　　而我国则不同。在转型期和急速的工业化阶段，我国的产业体系、市场机制与成熟市场国家相比，并不是完善的，市场存在大量失灵和缺失部分。这种情况下，局部结构问题如得不到及时的政策修正，往往会愈演愈烈，最后酿成危及全局的大问题。

　　这意味着在现阶段，至少在我国市场机制、产业体系完备之前，中国式“宏观调控”在调控范围、调控频率上，都可能会比西方国家更为宽泛、更为密集，调控难度也更高。所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小广认为，“我国的宏观调控似乎更应该叫做‘宏观管理’”。张立群则指出，这种调控的实质是“走钢丝”：既要向前走，又要时刻保持平衡，同时还必须分清哪些政府可以调控，哪些则必须留给市场。

　　有了这样的分析和概念，再来看“明年是否继续调控”的问题，就会更加清晰：

　　只要明年经济运行中仍存在无法通过市场力量恢复的结构失衡或短期波动，就会延续中国式的宏观调控；

　　只要目前仍在进行的宏观调控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就会延续中国式的宏观调控。

　　仍要“调控”，仍要“防止反弹”

　　“宏观调控尚未到位”——在对权威政策研究部门及研究者进行密集采访后，《望新闻周刊》获得了这样的共识。这就意味着，宏观调控明年仍将继续。

　　对“宏观调控是否到位”，今年以来有争论，从年初起，至二季度达到白热化。“三季度统计数据公布后，各方分歧开始减少。因为，即便是仍持“防冷”观点的学者，也大多认为通缩风险近期不会发生”。采访中，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郭克莎这样告诉《望新闻周刊》。

　　上述说法，与记者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三季度形势分析会上的感受相当吻合。相较于二季度的分析会，研究者们面对三季度数据时显得更为平和。人们在关注CPI(消费物价指数)走势的同时，也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超过27%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上。

　　这之中，“投资小幅上扬与价格稳中趋降”成为一对引人关注的矛盾。

　　分析二者背离的原因，郭克莎认为有两点：一是我们的CPI数字不能完全反映总供求关系，食品价格在CPI中所占比重过高，CPI数字常常为食品价格所左右；二则表明此前被抑制的投资冲动有反弹迹象。

　　“这也是我认为宏观调控尚未到位的重要原因”，郭克莎针对投资反弹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自今年4月起，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便连续小幅回升，一季度投资增幅为25.3%，二、三季度便爬升到27%以上，且新开工项目过多，1～9月新增项目同比增长36.4%。也就是说，1～3季度的投资增幅，与2003、2004年的增幅已基本持平，远远高于15%～20%的合理投资增幅区间”。

　　他说，“地方项目投资增幅逐季走高也十分明显，前三个季度增幅分别为25.7%、28.7%和29.6%，这表明地方投资冲动还是很高。”

　　记者就此查阅了国家统计局的分省数据，1～9月投资增幅最高的前两名是内蒙古和辽宁，分别达到49.9%和47%。

　　“地方投资冲动再次反弹，表明导致投资过热的体制性因素并未消除”。针对此，郭克莎指出：“明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地方会有很多待上马项目，再加上此前被抑制住的投资冲动和停建缓建项目，如果明年放松对投资的调控，后果可想而知。”

　　“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继续防止投资反弹，仍是明年的政策调控取向”。郭克莎十分肯定地告诉记者。

　　“明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如果利用这一年将很多指标调整到位，实现软着陆，此后四年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稳定增长基础。”从长远发展阶段角度，王小广也认为，明年继续调控十分必要。他说，应当把2006年看作是“十一五”的“调整起步年”。

　　至于何为调整到位，王小广列出的软着陆指标区间是：GDP增速8%～8.5%，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15%～20%，CPI增速在2%左右。

　　明年的工作重心不在短期

　　经过两年多的宏观调控，中国经济的一些短期失衡已得到相当程度的矫正。刘树成研究员将这两年我国的GDP增速做了一个归纳后指出：“通过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从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区域(9.6%～9.9%)，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区域(9%～9.5%)合理回归。”

　　短期失衡渐渐缓解，使政府可以腾出手来解决那些棘手而迫切的中长期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2006年对于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是个机遇。

　　张立群说得很直接：“明年的工作重心不在短期，而在中长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采访中，研究者认为明年比较急切同时又难以一蹴而就的问题有四个：

　　一是投资比例过高，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衡。迄今为止仍在高位的投资增幅与走势下行的消费指数，使我国已持续数年的投资消费比例失衡问题更为突出。1～9月我国投资占GDP比重约为46%，而美国一般是10%左右，与我国GDP增长差不多的印度大概在24%左右；1～9月我国的消费占GDP的43%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在60%以上。

　　较高的投资比例，蕴含着种种风险，如果不能最终实现消费，就意味着大量投资被搁浅在中间链条上，由此会造成产能过剩、企业倒闭、银行危机等一系列问题。

　　高投资的背后，则是投资体制、银行体制、经济增长方式、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大问题。

　　二是中国经济对外需倚重过多，内外需比例严重失衡。今年的进出口贸易高额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使内外需比例失衡再次凸显。连续数年30%以上的年出口增幅、逼近千亿美元的外贸顺差，再加上冲向世界之冠的外汇储备、超过70%的外贸依存度，使中国成为全球罕见的倚重外需的大国。

　　企业强劲的出口冲动，一方面说明国内需求持续不旺，消费环境亟待改善；另一方面显示了调整出口战略和出口政策的必要。

　　对外需的过分倚重还会在冲击国际既有经贸秩序的同时，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安全风险、贸易摩擦和前赴后继的汇率压力。

　　三是“三农”问题。这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多年的老问题。去今两年出台的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村形势有了改善。但“打铁要趁热”，明年在这方面的政策举措不能松。研究者认为，明年应更多在农村基础设施、农村教育、医疗社保方面着力，着力于改善农村生产消费环境，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扶持。

　　研究者指出，减少支出，实际上就是增加农民收入。

　　四是能源安全和资源原材料的可持续利用问题。这一问题对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性不再赘言。要解决能源安全及原材料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建立合理的、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非常必要，其中包括石油、水、重要矿产品等。日前国家发改委已就此发出通知，将能源原材料的价格改革列为明年工作重点。而呈下行态势的物价指数，也恰好为明年进行上述改革提供了较好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