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批环节是否有交易

　　早上7点多，煤老板高某便拿着一叠材料站在当地煤炭宾馆的门口等人，他要等的人与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人较熟，“熟人好办事。”位于太原市并州北路的煤炭宾馆，就在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山西省煤炭工业局附近。

　　“房间都满了，住的都是煤老板。”煤炭宾馆的前台服务员说。

　　高某要办的是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曹建林介绍说，目前山西省的4600多座煤矿中，办理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只有2000多座，“要达到安全标准，一般的小煤矿也要投入500万元以上。”

　　但让高某为难的并不是投资，“办一个安全生产许可证，最少要过二三十道关，每道关你都要想出能过的办法。”

　　“从村委会主任开始，到乡镇，到区县，再到市里，他们都放行后，才能报到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而每个环节都有三四个部门，每个部门都要由主管副头和一把手签字才能通过，有一个人不放行，就得从头再来。”高某说。

　　而一个煤矿，有采矿许可证、生产许可证、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生产资格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等多个证件。

　　一个在临汾市煤老板群落中熟知的事情是，河北的一位李老板在临汾市投资数千万元的一个煤矿，因为和当地村委会发生纠纷，村委会主任不给签字，安全生产许可证办不了,目前已列入被关闭行列。

　　高某的钱夹子里有数张酒店和洗浴场所的打折卡。

　　在和记者熟悉后，高某毫不隐晦对一些记者的反感，“我们煤老板就是非洲大草原上的一具腐尸，你们记者像个秃鹫，发现了我们，吃上几口，然后狼来了、老虎来了、狮子也来了……”

　　自称“处在食物链最底层”的高某来自临汾市乡宁县，开着一辆“丰田霸道”车，对于外界传言的煤老板开着名车出入高档娱乐场所的传言，高某并不否认，“都是陪着官员，包括你们记者，如果是我一个人去吃饭的话，最喜欢吃一碗面。”

　　高某的“丰田霸道”车前挡风玻璃处放着一张红色的临汾市委大院通行证。

　　开了多年煤矿的高某明显地感觉到近年来煤老板地位的“提高”，“以前煤炭不景气的时候，官员见了我们都躲，一到年关，我们煤老板不敢回家，催账的到处都是。但现在，官员整天给我们打电话。”

　　让高某不可思议的是，连林业局、地震局、气象局、计生委等部门的人也往矿上跑，“我们浑身的口袋里都插满了手。”

　　而资产高达数千万的高某却只用小灵通,“不敢拿好手机，我好几个高档手机被一些官员‘借去用几天’后就没影了。”

　　高某认为，明目繁多的许可证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官员的腐败机会，却对安全生产管理起的作用不大。

　　曹建林也认为，审批权的高度集中，除带来腐败外，对煤矿的安全亦无益，“现在好多证件都是省里审批，但因为人手太少，根本没办法监管，监管环节的漏洞是安全的最大隐患。”

　　权力寻租导致的畸变

　　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记者认识了汾西县一位“黑口子”的老板，他向记者讲述了官煤是如何勾结起来的。

　　汾西的煤埋藏均较浅，老百姓打水井也能挖出煤。这位老板称，他家的屋后就挖出一个小煤矿，开始是自己挖一点用，后来他用机动三轮车拉着卖了一些，但被当地执法部门的人发现了，除了被没收非法所得外，还罚了好几倍的款，根本没办法干。

　　“最后没有办法了，我给执法的人送了些钱，并表示和他一起来做，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了，现在如果要查的话，他就会提前通知我。”

　　上述老板说，“如果没有后台，光罚款就能让你倾家荡产。”

　　“现在‘黑口子’那么多，投资非常少，也不用交各种税费，对我们正规煤矿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临汾市尧都区的刘老板说。刘老板有一个年产15万吨的大煤矿，所有的手续都有，仅在安全方面就投入近千万元，“现在有好几个‘黑口子’就在我的地盘上，挖我煤矿的煤，但我告到主管部门，他们都说管不了。”

　　刘老板的煤矿虽然有合法手续，但经常处于停产整顿状态，“现在一出事故，所有的煤矿都停产整顿，一人得病全家吃药，但‘黑口子’不管，它照样生产，逼得我们也不得不违法生产。”

　　刘老板承认，在煤矿统一停产整顿期间，好多煤矿都在偷偷生产，所以事故频发。

　　运输户李某也认为自己的很多违规行为是迫不得已，这位原本合法经营的运输户开始有三辆运煤车，但因为黑车及假军车扰乱了运输市场，运输价格已降得非常低,“一辆合法运输车，每月交费2600元左右,这还不包括罚款，但黑车什么费用也不交，合法运输车怎么和它竞争？所以我现在也开始交‘保护费’,用黑车运输。”

　　在利益的驱使下，权力与权利的交易也开始出现。上述运输户称，黑车一般只在本县区内活动，但现在一些神通广大者，把黑车开到外县区也没事，“两地执法者很默契，你不查我地盘的车，我也不查你地盘的车。”

　　一桩更为奇怪的交易发生在临汾市尧都区土门镇。

　　在土门镇一个煤炭检查站旁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发现有成群的村民站在路边。记者以一位购煤者的身份和一位老者聊天，这位老者称他们主要是带领黑车过检查站，在他们村附近，他们专门修了一条便道，可以绕过这个检查站。

　　对于他们如此明目张胆地在路边带黑车过检查站却无人管的疑问，这位老者自豪地说，“没人敢管。”

　　这位老者的述说让人惊奇。据称，这个检查站附近的村子里有许多运煤的机动三轮车，都是采取蚂蚁搬家的方法运输黑煤，当地媒体记者对此进行曝光后，交警开始清理这些非法的三轮车。村民们为了讨回三轮车，也自发地组织起来，对过往的大型运黑煤的车进行查扣。

　　“这些黑车大部分都是交警的,一下子扣了几十辆，把我们学校的操场都停满了,最后交警队没办法了,把扣我们的三轮车全放了，我们也就放了他们的黑车。”这位老者说,“从此以后,我们双方互不干涉。”

　　临汾市交警队一位民警向记者证实了这个事件的真实性，“好多人都看我们交警队的笑话，说这叫‘交换俘虏’。”

　　《瞭望东方周刊》在临汾采访时发现，如果不是有熟人介绍，所有和煤有关系的人都不愿说出官煤勾结的内幕。

　　帮记者接触煤老板的当地朋友解释说,“从官员到煤老板,甚至到农民和记者,都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谁也不愿意打破它，而他们吃的都是国家的资源。”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山西太原、临汾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