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是你下达的医嘱吗？

　　王雪原：医嘱不是我下的。

　　记者：据你所知谁可能下达这样的一个医嘱？

　　王雪原：这个治疗过程在我们ICU来说，因为是三级医师查房，对这个患者来说整个的治疗的方案，都是由科室的主任来提出，来下达这样一个指令的。

　　解说：医嘱是对患者实施治疗的依据，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按规定，谁下医嘱就必须签谁的名字，但是我们发现在院方提供的大量医嘱单上签的都是王雪原的名字。

　　王雪原：关于这个签名只有一部分，只有一小部分是我本人亲自签名的，你可以看到很多签名它的笔体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有其他的医生用我的名字来签署下达这个医嘱，但实际上，并不是我本人同意这样做的。

　　解说：仅在7月11日的医嘱单上，记者就发现签王雪原名字的笔迹有四种。

　　记者：你把这些医嘱单做过整体的梳理吗？这其中你签字的有多少。

　　王雪原：是我本人签字的可能只占到整个签字的25%左右。

　　记者：别的医生和护士有权利用你的名字来签名吗？

　　王雪原：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三级医生，第一级就是主任这一级，然后我是主治医师，我下面还有两个住院医师，因为这两个住院医师实际上属于见习医师，没有这个权利来下这个医嘱的，我们主任曾经让这两个住院医师在我不在的情况下用我的名字，可以用我的名字来签署这个医嘱。

　　记者：那他为什么不用主任自己的名字来签署呢？

　　王雪原：这个就是要问主任为什么要让他俩用我的名字来签署这个医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主任要这么做。

　　记者：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些化验单、这些输液单，你今天也说这些是不合理的，可是你在当时没有提出质疑，能否理解为这是一种默许或者说是合作？

　　王雪原：我作为一个科室的普通成员，我很难说天天质疑主任的做法，我本身我作为一个天天跟领导唱反调的这样一个下属，我在一个科室的处境可想而知。

　　解说：接下来的事情让王雪原感到了更大的压力。当患者家属就住院帐单出现的种种问题向医院提出强烈质疑后，医院成立了调查组，作为主治医生王雪原是被调查的对象之一。就在他接受调查组询问的前一天晚上，王雪原接到了ICU主任于玲范的电话。

　　王雪原：他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跟我说的是，你现在站在你人生的十字路上说什么不说什么

　　你自己要想清楚。

　　记者：你当时听到这个话你想到什么？

　　王雪原：我当时听到这个话，说实话，我的心里也很矛盾，因为就是说，在一个院内的调查质询的过程中我说出来的，尽管我说的是事实，但这个事实确实是对医院来说，对科室来说

　　对我们的主任来说是一个不利的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说出来的话，如果这个调查最后不了了之，自己将来还要不要在这个科室做，要不要在这个医院做。

　　解说：王雪原说，经过再三考虑，那天晚上他还是决定向医院调查组说出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

　　记者：你今天对我所说的这些疑问在这个调查组的会议上你提出来过吗？

　　王雪原：我提出来过，而且我有过书面的材料。

　　记者：作为这个医院的医生你今天站在病人和病人家属的立场上，指出这个医院在管理方面的问题和你的上级的问题，你有没有受到病人家属的压力？

　　王雪原：当患者在医院的医疗活动解除了之后，我跟病人家属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家属就是说从来没有向我施加过这种压力。

　　记者：你们之间如果不是压力，有没有某种利益呢？

　　王雪原：这个就是说本身我跟患者的家属接触就很少，另一方面就是说我所站出来说的东西只是一个事实。

　　解说：但几天后，当王雪原第二次被调查组叫去协助调查时，却看到了让他费解的一幕。

　　王雪原：当我到达这个调查组的现场的时候，使我很震惊的是我发现我们的主任，我们的护士长全都在场，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们主任在里面起一个主导的地位，经常是指挥调查组的人员做这个，做那个，应该查什么，应该查这个应该查那个，当时给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我不清楚谁在领导这个调查组，我是不可能提出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或者说需要进行查哪些东西的。

　　解说：在这次调查过去两个多月之后，医院给出的调查结论是，对翁文辉这个患者，医院不但没有多收钱，而且还少收了。

　　解说：为了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联系了北京的多位有关专业人士进行解答。在被各家大医院的医生和专家一一拒绝后，才联系到一位愿意接受采访的专家。

　　马育光：一个病人在67天左右的时间耗资这么巨大我觉得非常惊讶。

　　解说：马育光刚从水利部总医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退休，作为一位心脏外科的专家，马育光曾经在北大人民医院工作多年，并且长期从事医疗管理工作。

　　马育光：67天左右，耗资550万，我觉得这个是创造了中国之最。

　　记者：有一个解释是，这个病人的病情特别特殊。

　　马育光：北京是一个高消费地区，根据卫生部有关规定，我们收费应该是比较合理才对，在北京三甲医院抢救比较重的病人每天耗资在三千四千是可以理解的，这个病人平均每天我算了一下帐，交八万多这是绝对不能理解的，就以医院它自己，自己报的一百三十八九万，平均每天也在两万以上，现在的病人对卫生界反应比较强烈的是看病难、看病贵，这样的收费，我觉得不是我们老百姓所能认可的，作为我们同行，我们觉得也很惊讶。

　　记者：我们看到7月30号这一天在病人身上用的液体量有80000多毫升，这个从专业角度应该怎么样来解释？

　　马育光：实际上我不相信一天可以给病人输好几万的液体，根据我们检查有时候有半个小时

　　甚至到七八百毫升液体进去，平均这样进去的话，这样一个老人心肺功能绝对承受不了的

　　如果要进这病人早死了，所以我觉得这只能说这是一种为了弥补金钱的差数、差额所伪造的一些材料，比如有收费，所有的医生都知道氨茶碱过敏，但是收费上为什么有体现了呢，又收了人这个费用呢，根据卫生部举证倒置的原则，那你就应该说你用了，因为你收了钱了嘛

　　还有病人死后的收费，说是计算机打错了，这我觉得都不能自圆其说。

　　解说：马育光认为，翁文辉住院费用名细单上的一些收费非常可疑。仔细查看后，他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马育光：ICU仪器的检测，就是监护仪的检测，上面主要有四项功能检测血压，血压的随时变化可以在上面显示，心率呼吸，还有氧饱和度，这样对我们观测病人是处于是需要及时抢救还是基本正常，是一个心中有数，这个机器是很好的，卫生部根据规定，北京明天这个仪器收费是240元，全部四项，这个医院分解收费每天1248，这种收费，如果光一项收费就1248的话，如果这样的收费，每天这样要十天，病人就要多少钱。

　　解说：专家认为，这起离奇医疗纠纷的背后隐含的是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患者和家属的知情权得不到有效保证。在翁文辉住进ICU的初期，他的家属就已经对每天几万元的住院费产生过怀疑。

　　翁小刚：当时我问过她，我说我父亲怎么花这么快呢，每天都五万块钱，她说应该的，当时我也说，你能不能给我打出一个单子看看，她马上反映出，我们家属要查她的帐，所以打那儿以后我们不敢说再去问费用是多少，怎么花的，因为我父亲在那里头，说实话整个人交给他们了，所以我们担心由于怕我们的原因对我父亲造成一些可能我们体会不到的，也看不着的一种可能是照顾不周甚至是一种伤害。

　　记者：在这几年的工作中间你所见到的拿到消费清单的患者究竟有几个？

　　王雪原：非常少，也就加起来的话，可能也就是几十个人，从我们的科室来说也不主动地为患者提供这种明细的帐目。

　　解说：为保障患者及家属的知情权，卫生部规定，医院必须每天给病人结算清单，病人出院时，应该提供完整的病历让病人或家属复印。但是从患者翁文辉去世以后，翁家说一直没有复印到完整的病历。翁家认为正是因为他们既不懂医也不知情，才使得各种问题不断出现。

　　记者：以您的经验分析问题在哪里呢？

　　马育光：我认为在抢救这个病人的过程中有很多在现体制之下必然出现的一些情况。

　　记者：这是必然的为什么您用这个词？

　　马育光：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卫生界的体制，到市场经济这个条件下，这种体制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弊病，除了国家的资金对医院的补偿叫差额补贴确实差口比较大，医院的生存就成了问题，所以医院在所有的医院中都有一种提法，就是说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其中有一条，实际在行内都有的，是经济目标。

　　解说：长期以来，由于国家财力的不足，我国确立了以药养医的政策，对医院只给政策不给钱，允许医院从药品和诊疗中获得适当利润以维持正常运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医院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渐渐背离政府办医院的初衷，把患者看作利润的来源，看病越来越贵，医患关系日趋紧张。

　　马育光：医生他需要从收入中提取奖金管理者需要医院生存，所以不可避免地就造成了分解重复，甚至一种黑的方法的收费。

　　演播词：对于这起巨额医药费事件，卫生部等部门接到患者家属的举报后，已经组织调查组前往哈尔滨展开调查，相信在问题查实之后，有关的责任人会受到严肃的处理，但是我们希望这次调查不仅仅是针对一起医疗纠纷理解责任做出处理，更多的是对医院乱收费的监管机制作出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更多患者的权利才会得到保护。

　　总制片人：梁建增孙克文

　　制片人：张洁

　　编导：项先中

　　记者：郭宇宽

　　摄像：王晓鹏王忠新陈威

　　录音：呼和刘昶

　　助编：刘涛

　　解说：姚宇军

　　责编：郑刚王绮冰

　　合成：张东升

　　选题策划：吴征

　　策划主管：赵华

　　执行制片人：吴征

　　播出主管：孙金岭

　　监制：梁晓涛庄殿君

　　总监制：孙冰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