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幕后黑手大调查之三

　　四条渠道挖掘情报七大招数步步紧逼

　　“黑手”：操作模式有多黑

　　鲁中晨报记者贵银

　　消息来源四条渠道

　　记者调查发现，医院这边有病人死了，那边就会有医疗纠纷“黑手”迅速介入，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一般的传播过程。那么“黑手”到底是通过什么渠道得到的消息呢？

　　渠道一，有事没事游弋在医院门口的幽灵。有人发现，这是一个可以迅速赚钱的门路，在尝到甜头之后守株待兔，等待医院里传来死人的“好消息”，这是他们最常用的方法。记者曾连续多日在淄博市某医院门口暗访，多次验证了这一说法。一些人平时就在医院附近游逛，寻找着一切可能的目标，他们也偶尔会深入到医院医务科的办公区域探听虚实。一旦发现目标，他们就会在事情还没开始“闹”之前先期介入，并提供“指导性意见”，从而以亲属的名义“全权代理”。

　　渠道二，向“潜在目标客户”——患者家属发放“服务卡片”。这应该算得上“广撒网”式，但是效率并不高，很多患者对此嗤之以鼻，他们只能碰上一个算一个，碰上哪家医院算哪家医院。

　　渠道三，后期介入型。多数医疗事故都是突发的，今天还好好的病人，也许明天就因为某种原因死在医院，死者家属大吵大闹、情绪激动地向医院讨说法时，“黑手”们临时发现。这个时候他们并不立即介入，而是要观察一下形势，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件医疗纠纷中，今天比昨天找医院要钱的人要多，人员也不一样的原因。在他们后期介入后，即使死者家属已经和医院达成了某种协议，“黑手”也会鼓动他们向更高的目标“迈进”，于是，第二轮更加激烈、参与人数更多、更能击中医院要害的事件便发生了。

　　渠道四，医院有内线。“黑手”通过在医院的内线，一旦医院里有了“情况”，“热线电话”立即接通，“黑手”会在第一时间出现。“我们真的很纳闷，我们把死者家属全部安抚好了，走法律程序或者协商解决，千万别出现堵门事件，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会出现反复，花圈、横幅会迅速占领大门口。我听说有人为了早点知道医疗纠纷的消息，专门设有热线，接到一个给不少钱。”一家医院的医务科工作人员如此说。

　　操作模式七大招数

　　第一步，摇身变为死者“亲属”。“黑手”在得到消息后，他们一般会在第一时间与死者家属取得联系。一般情况下，死者家属此时正是最激动、最伤心的时候，很多人并没有立即向医院进行索赔的想法，对于下一步该怎么做都很茫然。“黑手”的及时出现，以及他们的一顿鼓吹，立即为死者家属指明了“钱进的方向”。

　　随后，“黑手”会把自己的计划和方法向死者家属说明，并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样，“黑手”摇身一变，就成为死者的各类亲属。记者调查发现，在这一步里，前期的资金投入一般由死者家属拿，家庭比较困难的先由“黑手”垫付资金。一般“黑手”的收费是要来款项的10%—20%，先期垫付的部分在向医院拿到钱后扣除。

　　第二步，开始比较详细的分工。真正的死者家属，基本只需要在医院门口大吵大闹就可以，“另外的亲属”却要担负着各类任务：静坐、谈判、清点人数、买花圈、做横幅写标语、购买和发放食物等。

　　第三步，大量“死者亲属”围困医院大门。这些“亲属”的到来，都是明码标价的，到淄博市城区内的各家医院静坐，女的一天发给15元的“工资”，男的一天18元，中午轮流到医院附近小饭馆吃饭，或者发快餐盒饭一份。如果到市里以外的区县医院，基本价格都是10元，男女老少差不多。

　　第四步，“黑手”与死者亲属一起找医院协商。这个阶段，在医务科内拍桌子砸板凳是常有的事，外面大门口被堵，里面办公室也在闹，整个医院的秩序此时基本打乱，内忧外困之下，一些医院只能就范，选择赔钱息事宁人。

　　第五步，对于“顽强”医院的极端作法。不是所有的医院都逆来顺受，一些医院坚决不低头，一切按照法律程序来走，这时候，“黑手”亮开的杀手锏就是打人、砸东西，制造更大的影响，逼医院就范。

　　第六步，扬言把某某院长的家给砸了。走完前五步一般都会有个结果，一般医院到这个时候都被折腾得差不多了，“死者家属”开始扬言要把某某院长的家给砸了，要把某某主任的腿打断，要让某某医生不得好下场……能挨到第六步才“交钱”的医院是少数。

　　第七步，分钱。分钱是有讲究的，举例说，死者家属原心理定位是10万元，结果要来的钱也在10万元之内，那“黑手”就按照10%—20%的比例进行提成。如果要来了15万元，多要了5万元，多出的部分如何分配？又有两种方式：其一，“黑手”全部拿走多出10万元的部分，不再拿10万元中10%—20%的提成；其二，超出10万元的部分，“黑手”按30%—50%的比例拿，10万元中10%—20%照拿。

　　无奈医院的最佳抉择

　　这又是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发生在2005年的六七月间。

　　这是一家大医院，这次出动的“死者亲属”更多，有200多人。

　　而且令人更加难以理解的是，同一天，发生在医院的堵门事件，在淄博市淄川区，有3家医院同时上演。规模也是有大有小，规模大的医院“死者亲属”来的就多，规模小的医院“死者亲属”就少。

　　医院大门被堵，3家医院作出的第一反应几乎一致——与“死者亲属”谈话、疏导人群，但双方一“接火”，医院就立即在“钱”字上败下阵来，“我们不能因为他们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吧？在没有证明医疗事故之前，我们没有义务拿那么多钱给他们，再说了，就算是医疗事故，赔偿也有个原则和度的问题，也不是随便给。”一家医院的部门负责人事后说。

　　120急救车被堵，无法对外面的伤者援助；进出医院的车辆被堵，医院已经无法进行正常工作。

　　这家大医院再也沉不住气了，同行医院发生类似事情的经验表明，妥协只能损失更大，但是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这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堵门，可能会引起更大的骚乱，那样将是无法收拾的局面，造成的损失也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医院立即作出一个后来被认为非常明智的决定：向区、市有关部门有关领导紧急汇报，请求帮助解决问题。

　　很快，有关部门和领导权衡事态之后，紧急组织人员来帮助维持秩序。刚才还“热情高涨”的“死者亲属”们立即被这气势震住了，领头的几名“死者亲属”一看形势不对，立即收敛了很多，一声令下马上“收兵”，一番闹剧在还没来得及出现高潮便结束了，这家医院后来为此庆幸不已，因为在医院现场之外，还有很多“死者家属”等待“增援”。

　　而同一城区内的另两家医院，已经招架不住“投降”了。“无论是不是我们医院的错，也无论这个错的大小，先给钱吧，这样闹医院怎么活？怎么正常工作？其他患者怎么想？几十号人扛着花圈打着横幅堵在门口，任何一家医院都受不了，还是交钱免灾吧，其他事情以后再讨论。”两家医院均支付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消灾费”。

　　(根据记者多次从“花圈、横幅堵门事件”现场调查来看，医院幕后的“黑手”，博山区至少有一帮，淄川区至少有两帮，张店城区至少有一帮。“你可以去淄博所有的区、县医院采访调查一下，几乎都受过这样的伤害，有的时候，真是医院的责任，是医疗事故；有时候，真的和医院没有任何关系。就算是医疗事故，那也要分级别，到底赔偿多少国家都有规定。你说，医院有故意想把人治死的吗？他们这些人一搅和，别的都不用想了，就等着掏钱吧。”一名深受其害的院长说，“听说这些人有时候还搞联合，有时候怕医院认出来，就交叉进行。唉，不明真相跟着吃饭、起哄、挣钱的人一喊一大片，谁有办法？”

　　探究“黑手”前世今生

　　在调查采访中记者发现，“黑手”更热衷代死者家属向医院讨钱，对于没死人的医疗纠纷，他们参与的不是很多，但只要参与了，效果都还不错——因为他们省去了抬花圈、扯横幅堵门等事情，而是直接去找医院有关部门，一边协商一边恐吓动武。因为数额不大，医院在协商后一般会给钱。

　　无论哪种情况，走法律程序进行各项鉴定都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家属就采取直接找医院索赔的办法。医院为了息事宁人，或者为了掩盖本来就属于自己的责任，就同意私了，以做到尽量不扩大事态和损害自身形象。这种办法对病人家属来说很有效，时间短而且拿钱快，有时候还能多拿到赔偿。在这样的背景下，专门代替家属要钱的“黑手”就浮到了前台，应运而生。时不时出现在医院门口的堵门事件，有相当一部分是“黑手”们的杰作。

　　“医疗纠纷、‘黑手’等问题的实质，是法律上对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界定不清，患者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途径不明，社会医疗制度中，风险防范即保险制度不完善。对故意借医疗事故之名强索医疗机构钱财的‘黑手’，没有有效的办法制裁。”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所王凡晓律师说，“在医患纠纷中，人们一般把医院想当然地看为‘强者’，从而常常忽视了医院的利益，这也就是‘黑手’存在的一个大环境，只要说是死者家属，好像一切就有理了，只要人死在医院了，就根本没有机会说话，即使说了也没人相信。”

　　王凡晓认为，“黑手”的出现还反映着一个反向歧视问题。所谓反向歧视，就是指由于不加限制地强调保护弱者，从而实际上对“强者”一方造成不公平的结果。“黑手”出现在医疗纠纷中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对这种假借患者家属名义强索钱财，并收取“好处费”的做法，应该受到严惩，更应该引起各家医院的注意。

　　还要提及的是，一些不健康的社会现象和心理也对医疗纠纷有影响，比如“要想富，做手术，做了手术告大夫”，别以为这样的顺口溜无碍大局，“黑手”的出现，使医疗索赔额有越抬越高的趋势，在很多时候，某某医院上次赔了多少万元，将成为下一个“黑手勒索案”中“索赔的依据”。

　　据资料统计，近年全国各地高额医疗赔偿的诉讼明显增多，最高已达1300万元诉讼标的，其中，有的属于医院无责任纠纷。

　　医患双方的博弈

　　患者对医生一直是尊敬之下的小心翼翼，唯恐医生不耐烦，不小心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而医生呢，面对越来越多的医疗纠纷也开始小心翼翼，开好针好药没事吧，可患者承受不了；不开吧，将来出了事，又会被质问为什么不给使用更好的药物治疗，以致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所以在很多时候，医生的表情是麻木的。在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时，这种状态是相对平衡的，但这种平衡却有很大的虚幻色彩。原因很简单，大多数患者对医生的尊敬(但并不是信任)是基于：第一，他是个医生，我有求于他；第二，我没有太多的选择。加上医药费很高，患者对医院的信任也大打折扣。

　　采访中有多名医务人员向记者再三解释，医疗服务是一种不同于其他服务的特殊服务——它既服务于躯体，也服务于精神；既服务于生命的每一阶段，也服务于从出生到临终的生命全过程，甚至已发展成为从生前到身后的“超生命全程”服务。医疗服务的对象也是特殊的——接受服务的大多是痛苦中的病人和情绪焦虑的患者家属。因此，当你帮助患者解除病痛、恢复健康时，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容易被病人千恩万谢；但如果你的服务有缺陷，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也最容易受到指责。

　　医疗服务是一种面对无数未知领域的高风险服务，有其不确定性。据统计，即使在发达国家，临床医疗确诊率也仅有70%左右。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位医生敢保证不误诊、不漏治。作为发展中的科学，人们至今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并寻找解除疾病的办法，即使医学家开始从基因水平认识疾病，人类对癌症、艾滋病等仍没有根治手段。另外，就是常见病，个体差异也会引发一些医疗意外。在采访中，一位老医生还给记者讲了一个“利福平”的故事。“利福平”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四种抗痨药之一。资料显示，该药的过敏发生率仅为十万分之三。然而，这样小的几率却让江西一名肺结核病人摊上了。因对“利福平”过敏，该病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结果，因一起医疗意外引发的医疗纠纷发展为刑事诉讼，感到万分冤屈的经治医生2004年4月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医疗事故罪”逮捕。

　　医疗服务还是一种“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的服务，它面对的是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若干年前，当“看病难”还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抱怨时，两个产妇挤在一张病床上也会觉得“幸福”。而现在，人们希望医院有适宜自己的更好的软硬件环境。对医疗效果过高的期望值，加上对医疗高风险的认知缺乏，许多病人与医院的纠纷就因此引发。

　　医疗服务特殊性的另一个因素是“政策性”的。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过程中，医疗机构担负着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控制医药费用双重任务，成为各方利益冲突的交汇点，社会各方面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关注程度、监督力度不断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