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犯罪形式涌现

　　“如果是简单的掏包、抢劫，只要肯下苦功就会有所收获，但现在好多犯罪分子使用无线耳机、探头、电脑等现代化工具进行偷窃。”北京公交分局的反扒警察说，为了应对新形式的犯罪，他们已经开始学习如何利用高科技手段搜寻线索。

　　另一项统计显示，在2003年全国审结的各类刑事案件中，罪犯年龄在25岁以下的有2800多人，其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有800余名，犯罪类型以抢劫、抢夺、盗窃为多。

　　“新形势下犯罪的特点和原因很多，主要集中在网络犯罪和青少年犯罪。另外，原始的暴力犯罪，现在也逐渐开始向青少年群体这方面转移。”皮艺军说，这些新的犯罪形式和人群，正在影响着相对应的空间和人群的安全感受。

　　司法部犯罪学研究所卢奇教授近两年一直在做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通过走访少年管教所，他发现暴力犯罪这几年在未成年人中有所增强，“一些少女的作案手段是抢劫，另外现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正在提前，几年前关押的16岁左右的居多，而这两年低龄的比较多。”

　　“‘严打’刚开始的几年，犯罪率的确明显下降，可后期的效果越来越小，‘严打’所起到的作用也微乎其微。”戴宜生认为，高犯罪率和新犯罪形式的出现是中国多年“严打”政策留下的“后遗症”。

　　戴宜生前些年专门做过针对性的调查，他发现有些在“严打”期间被拘捕的人，出狱后变本加厉地进行犯罪活动。“究其原因就是判了些不该判的人，这些人只是触犯了治安条例，但公安机关为了完成‘严打’任务，把他们抓起来判刑，结果对他们的身心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高犯罪率与“治安良好”

　　“这两年官方公布的数字是犯罪率在下降，但按照官方的统计数字，就在两年前犯罪率还在以4%-5%的速度增长，我认为犯罪率下降是不可能也是不正常的。”对于社会治安状况的满意度调查，戴宜生认为不排除存在真实数字被隐瞒的情况，另外在调查统计的方法和指标上，也存在着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末，因为担心各级公安部门在统计数字上造假，所以公安部委托国家统计局作民间调查。调查指标分为满意、比较满意、基本满意、一般和不满意五类，统计结果显示70%—80%的民众对治安状况基本满意，不满意的占20%。当时我对这个统计结果表示认可，但对这种调查所划分的指标不太认同，因为五项中对治安满意的指标占了三项，并没有将此细分。”

　　例证表明，民间机构的调查结果一定程度上与官方的调查结果存在距离。2004年底，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进行了“2004年广州市社会治安状况公众评价追踪调查”，先后对1032位不同收入、不同年龄、不同学历的市民进行调查，结果受访者中仅有两成左右的人对广州当前的治安状况表示不同程度的满意，市民安全感也比2003年略有下降。六成以上的受访者对偏僻内街、公交车站的安全感较低，抢劫、抢夺、盗窃等犯罪活动仍是威胁市民安全感的最大隐患。而当年社科院的调查却显示，全国对治安状况的满意者达到九成。

　　另一份资料显示，一向社会治安良好的石家庄市，近几年派出所受理的报警案件也在大幅上升。以该市一派出所受理的案件为例，在1990年为67起，而1998年已上升至215起，这一数字近年还在持续上升。目前全市65条线路上有40条发现有扒窃犯罪活动，占全部线路数的63%。

　　“犯罪率上升和民众不满意是因为社会的根本矛盾没有完全解决，贫富差距在逐渐拉大，流动人口也在增多，这几个主要的大问题没有解决，犯罪率就不可能下降，安全感也不会上升。”戴宜生认为，要解决犯罪高峰的问题，并不是靠几次简单的“严打”和“高安全感”数字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