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保险有分红有补贴

　　在很多同龄人已经回家带孙子，或者跳舞、打麻将，享受生活的时候，1997年，杨庆贤和朋友合伙开了至今还在的塑胶厂，现有40多名工人。

　　杨庆贤总是抓住了机遇，但“杨青天”却没有那么“好运”。近年来，他家的主要收入来自物业出租。2000年，他花了30万元购置了一块地皮，面积200多平方米，又花费100多万元建了一栋三层楼房。除了二楼自家居住外，楼下的四间店铺和三楼的房间全部出租，每月租金为4000多元。2004年，杨又以60万元钱买下4间旧房，以每月2000元的价格出租。

　　作为常平镇沙湖口村村民，“杨青天”还有另一块收入，即村集体分红。上世纪80年代末，珠三角形成了“三来一补”企业发展高潮。从那时起，珠三角农村逐渐将分散的土地集中到村组两级，统一管理，通过土地转让、银行贷款等方式，获得资金，投资兴建厂房、商铺等物业，用于出租。土地量化入股后，逐步壮大的村组两级集体经济，除了承担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农民的福利，还要按照村民核定的股民身份给农民分红。

　　在常平镇，沙湖口村属于经济欠发达的村，集体分红较少。但在经济发达的村，村组集体的分红相当可观。如木棆村，2005年，村集体第一季度每人每月300元，第二季度以后为500元，今年第一季度开始是600元。此外，还有村民小组的集体经济分红，2005年，木棆村第二组每人分得8000元，第五组每人分得1.1万元。

　　村集体为每个村民购买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等，因此，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享受150元的养老金。木棆村还为每位60岁到69岁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80元的生活补贴，70岁到79岁的为90元，80岁到89岁的为100元，90岁到99岁的为130元，100岁以上的为200元。

　　村里所有小学生的学费全免，初中和高中学生，村集体为每人每年补贴300元，中专为500元，考上大专、本科的，每人每年补贴3000元。

　　3月2日中午，正在吃午饭的木棆村村民萧耀光，接到村民小组长的电话，通知他下午开会，商讨“三八”节组织妇女去西安旅游的事宜。近年来，每年的“三八”节，村里都组织妇女外出旅游，费用由集体和个人各出一半。

　　“我们每家都有相当多的私人物业，每年的租金，多的有几十万元、十几万，少的也有几万元。”萧耀光说。

　　几年前，在木棆村，每4人就可以分到一块面积为65平方米的新宅基地，加上旧宅基地，每家都有多块宅基地，有钱的建了房子、厂房出租，没钱的出售宅基地。

　　年轻人求稳定爱享受

　　在珠三角，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后回到村委会上班。在经济发达的村，一名村委会委员或者村支部委员的年收入约为十几万元。在当地，很多家长普遍希望子女有一份好的工作，比如在政府上班，或者在大公司里有一个好的职位，而不是鼓励子女创业。他们认为，自家的物业出租比办厂更加稳定。

　　虎门镇一份统计材料显示:该镇有各类经济实体32000多户，除外资企业外，80%的经济实体是由外地人创办的。

　　“自己做生意的也有，比如开店铺的，不同的是，外地人开了店铺，越开越大，又去办厂，但是本地人开了一年就开不下去了。”虎门镇的梁小姐说，“因为本地人安于现状，追求稳定，追求享受，喜欢旅游。”梁小姐在虎门镇某机关工作，每半年，她就要和朋友们去香港、澳门两次，主要是购物，甚至到澳门赌博。

　　杨庆贤的朋友大多都是做生意的，因为大家忙于做生意，没有时间监督子女，所以有的年轻人吃白粉，有的赌博，有的因此欠债失踪了，“但80%是好的，有的是公务员，有的子承父业，有的自己做生意”。

　　杨的儿子高中毕业后在广州的一所高校上学，但是仅一年就回来开台球室。“因为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感觉食堂的饭菜太难吃了”。台球室最终也失败，杨又投资40多万元，给他开了一家大型餐厅。“现在，他娶了一个香港太太，生了一个孩子，我们做父母的，又给他一只鸡(指餐厅)，会不会生蛋，就看他的了。我们不能再管他了。”杨庆贤说。

　　富裕地也有“穷人”

　　不同的镇、不同的村、甚至不同的村民小组，都有着很大的收入差距。“在沙湖口村，现在还有人买不起摩托车，我有些亲戚常常来借钱，说是借，但都不还的。”杨庆贤说。

　　以东莞市为例，该市共有559个村。其中，有100多个村的集体经济发展比较突出，仅村委会一级集体经济净资产超过1亿元的有120多个，村组两级集体经济净资产超过1亿元的有200多个。2005年，全年纯收入超过1000万元的有120个村，而全年收入低于50万元的村有62个，资不抵债的有6个。

　　按照东莞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的测算，各村委会全年大约需要400万元的收入，才能保证村委会的正常运转，包括为村民购买保险，发放各项社会福利，以及公共设施的建设等等。而去年，东莞市有220个村委会支出大于收入。